明清戲曲中「女扮男裝」情節之性別意涵

Abstract

扮裝的性別越界是對社會性別顛覆的挑戰，中國長久以來的父權思想，透過經典典籍、禮儀條規加以落實規範，「扮裝」被視為一種「服妖」的負面行為。然而，明清時期，傳奇、小說中大量出現的女扮男裝情節與現實生活中才女的增加，卻體現了此一時代性別思潮的鬆動與改變。 明清時期女扮男裝的彈詞、小說文本已有較多前賢研究，然而傳奇卻是研究女扮男裝故事中較缺乏的一塊。本論文以徐渭《四聲猿》為始，何珮珠《梨花夢》為終，期間歷時兩百多年，共蒐集四十三個文本，嘗試梳理明清時期「女扮男裝」戲曲故事的傳統脈絡、觀念突破、書寫者的書寫策略、戲曲文類的特殊性並比較不同生理性別作者的書寫差異，從而展現出的性別文化意義。 明清時期的社會背景，在重情思潮興起、服飾制度鬆動及戲曲頻繁的性別轉換演出下，對既有的女性刻板印象起了反動，女性的才、性、情都在女扮男裝作品中得到進一步的深化。女子有才被普遍的提出，成為佳人必備條件，而明清女劇作家更藉由「擬男」方式表達對社會性別不公的不滿，吐露展現自我才學的渴望；具有雙性特質的女性角色成為傑出的女英雄、女丈夫典範；女性在情感上的大膽追求、情感表達，更顛覆傳統被動佳人的角色形象，甚至在李漁及何珮珠筆下已觸及女性同志情誼模糊地帶的情感書寫。這些有別於傳統書寫的角色形象，呈現了明清時期對性別觀不同於前代的想像。 然而，雖然在性別對話上已有突破，父權思想仍然是牢不可破的主流價值觀，戲曲蘊含的文人主體、風教觀、程式性，仍相當的影響了作品的寫作方式，作者藉由動機、情節設計、道德評價等方式，將此一扮裝的脫序行為重新納入父權正軌，再度強化女性的社會性別、貞節意識與一夫多妻的「理想」家庭模式，甚至連女性作家都無法擺脫父權意識的影響，結局往往只能藉度脫方式尋得救贖。女性，仍然是父權思想下被描繪投射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