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縣壽豐鄉芳寮遺址之試掘

Abstract

一. 芳寮遺址的特徵 （一） 芳寮遺址位於海岸山脈北端，地形為一山谷中的坡地，海拔高度約220m，西側距海約2.5km，周圍有蕃薯寮溪流經。經碳十四定年法測定，其絕對年代的範圍在大約在距今2800年前與2300年前之間。 （二） 芳寮遺址的發掘層位內存在有肩單石、石輪與大量打製石斧的組合，地表周圍尚有單石、石像、石槽等巨石遺留。 （三） 芳寮遺址的層位內具有大面積的平舖板岩結構與直立板岩結構，可能為一個史前的住屋建築物；部分平舖板岩有穿孔、周圍亦經過修飾使之平整的舖於地面。 （四） 芳寮遺址發掘層位內陶質遺留皆為素面紅陶，並無繩紋陶的發現。陶片夾砂的密度高，摻和料為板岩片、石英、長石、雲母；但陶質標本都過於細碎，較難以從器型方面來進行討論，能分辨器型的僅有部分陶蓋與陶把，其中由陶把粗略比較豎把與橫把的比例約為4：1，其他關於器型、口緣等資料則難以分析。 （五） 石器以打製斧鋤型器最多，包括所謂的單面打製石斧與雙面打製石斧的斧鋤型器，在打製石器方面亦有石片器、有刃器、石錘等砂岩材質打製石器。 （六） 石器中的磨製石器數量略高於打製石器，其中以磨製錛鑿型器最多，且部分材質為玉質；所有的錛鑿型器皆有使用痕跡。器型較特殊的磨製石器有斜刃錛鑿型器、雙刃錛鑿型器、斜刃玉斧、完整的石杵、玉環、齒輪型玉玦、穿孔玉珠。 二. 芳寮遺址與台灣東部考古文化的關係 由論文中的討論可以清楚的看出芳寮遺址的內容包含了部分卑南文化與部分麒麟文化的要素，隨然這些因素所占的比例各有不同，但個人並不傾向用數量或量化的比較方式來解釋芳寮遺址應該屬於那個文化，或較接近那個文化；較保守的說，芳寮遺址兼具了台灣東岸主要文化（麒麟文化與卑南文化）的許多特色，但無法將他歸入其中任一個文化中；如果按照過去的學說，芳寮遺址的內容有著濃厚的地方性與環境適應色彩。 藉由芳寮遺址的發掘結果，筆者在此提出一個看法，試圖來對芳寮遺址的內容做出解釋。在進行遺址的考古文化研究之初，研究者多會根據先前研究的成果將新發現的考古遺址按照其內含的物質遺留組合作一個比對，藉以判斷遺址的文化歸屬，進而討論時間的延續性、上下層文化的關係…（Willey 1958）。這樣的方法一直以來在研究上明確而且有效率的，但有時候這樣的做法也會遇到問題，例如卑南文化與麒麟文化是兩個性質不同但平行發展的文化，還是麒麟文化僅是卑南文化的一個地方文化相？這類的問題除了繼續調查、發掘新的遺址外，還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決嗎？誠如趙金勇所述，有些關於考古文化認定的問題，是基於對某些文化的不夠了解（趙金勇 2004），勢必要下更多的功夫去調查、去發掘，這個說法絕對是沒有問題而且必須繼續做下去的，但在此筆者要提出另一個想法來當作論文的一個結論。 以往的研究者把台灣東岸的考古文化看成具系統性的，非卑南文化、麒麟文化不可，如果有所混和、有所差異，則會被看成是某個文化的地方性表現，或解釋成此文化的特色或某種物質遺留在數量的表現上由南向北越來越如何…什麼越來越多…什麼越來越少… 實際上，就現代生活在芳寮遺址附近的阿美族人的生活為例，住在芳寮遺址周圍的族人多已在山谷中種植旱作作物為生，例如芳寮遺址的發掘地原先就是一片玉米田，而在靠近海岸線的一些阿美族聚落，則會種植較低矮果樹、蔬菜，有些聚落則擁有小型港口，進行漁業的工作；雖然他們與花蓮其他地區的阿美族人都算是同一個種族，但就算是同一種族、同樣的家庭背景，他們的生活方式、生業型態也會緊密地受到自然環境與社會文化的影響，對於生活壓力所做的反應也因人因時因地而異，並不會永遠按照前人所傳下來的方式來生活。 人的生活不但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生態環境的影響，而對於生活壓力的反應，往往表現在「選擇」上，選擇的來源有可能來自於社會環境、也有可能受到生態環境所影響（Steward 1955）。 史前的芳寮遺址居民可能是卑南文化的一支，也可能是麒麟文化的人群，但當他們在芳寮展開生活後便必須因應芳寮的特殊環境而選擇適合的生活方式，在他們選擇的過程中也許某些卑南文化的元素是適合的、需要的、是居民喜愛的、而在資源的取得上也能夠達到要求的，於是芳寮遺址的史前居民便在這些被選擇的元素中表現出卑南文化的特色（如陶質遺留摻和料的選擇、石杵、磨製錛鑿型器、玉器、板岩的利用…）；而在生活的另外一些方面，也許一些麒麟文化的元素是適合的、需要的、是居民喜歡的、而材料與資源也可以取得的，因此便在這些被選擇的元素中表現出麒麟文化的特色（如打製斧鋤型器、單石、石輪…）；其中有些物質遺留甚至有既非卑南文化亦非麒麟文化的可能，而這些不是卑南文化也不是麒麟文化的文化的元素有可能選擇自其他人群亦有可能是順應自然環境而自發產生的。 以上的脈絡說明芳寮遺址在物質遺留的表現是由居民的選擇而來。台灣東岸距今2500年前便居住著許多的史前居民，他們也許並非是一個一個旗幟鮮明的民族，也並非有者截然不同的文化，他們可能以小規模的聚居方式居住於各種不同的地理環境中；以整個區域來觀察，我們可以將東部地區看成一個大區域，區域內尚有海岸平原區、海岸山脈區、縱谷區、中央山脈區等不同自然環境的區域，在這些區域中史前居民以大小不等的聚落或游群的方式於各地生活，而較大型的遺址如卑南遺址則為較大型的聚落，人口多、資源收集的範圍也大，可影響其他人群的機會也高；區域內的居民或許由這類的大型聚落遷出，或許由別的區域移入，而為了在這個區域內生存，便透過技術的學習、經驗傳承、物質交換等方法，選擇適合其居地自然環境與生業型態的考古文化單元，這些被選擇的文化單位可能並非來自同一個出處或同一群人；如果再透過更大範圍的交換與移動，區域內的居民可能從各個不同的聚落取得適應其生活的物質、技術，甚至是制度、儀式、宗教；也因為這樣可選擇的結果，芳寮遺址才會同時具有卑南與麒麟文化的要素；縱谷區內以往被認定為卑南文化的遺址才會有巨石單元的遺留（李坤修 2005）；而被定義為麒麟文化的長光遺址、下田組遺址才會有部分陶器摻雜板岩並有卑南文化的玉器與磨製錛鑿型器的出現(趙金勇 1994 2004)… 換句話說，東海岸的史前文化有可能並不是明顯的二元系統或是單純的由台東的東河地區發展而來；二元系統不明顯的理由方才已經解釋，史前居民的自主性選擇可能會破壞這樣清晰的界定；而非單純的由台東的東河地區發展而來的理由在於這樣的講法似乎會使人認為當時東岸的居民都是由單點發展而來的，而忽略了當時東部的其他地區亦有史前人類活動的事實；就好像當時的居民原本全都住在東河地區，到了繩紋陶時代晚期便向南北移居，因為自然環境不同而發展出像卑南遺址、麒麟遺址等大大小小不同的史前遺址；這樣的看法雖然比以往二元系統的解釋能力要強，證據也較充分，但確有忽略各地遺址有受到其他文化影響或各地居民亦擁有其傳統文化背景的可能。就花岡山遺址與數個海岸山脈北端遺址的物質遺留來看，當時東海岸的居民亦有可能由北方而來，也有可能在更早的時間點上便居住在這裡；而後來的卑南文化與麒麟文化的兩群居民可能是因為他們人口多、影響範圍大，使得其他人數較少且散居在各地的人群，在選擇當時所需要的文化要素時，比較較容易由這兩群人中獲得而已。如果換成這個角度來思考，就能解釋為何台灣東岸的麒麟文化與卑南文化為何會難以界定、為何許多遺址同時擁有這兩個文化的特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