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文」 的清代發現──從乾嘉期和刻本漢籍輸入談起

Abstract

清代中期，日本的和刻本漢籍輸入中國後，對清代思想的開展有所影響，但是至今卻仍缺乏相關研究。本文欲以最早輸入且廣受注目的《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皇侃論語義疏》、《古文孝經孔氏傳》、《論語徵》四部和刻本漢籍為中心，考察它與清儒的互動，及如何對清代思想產生作用。 本研究發現，清儒主要透過兩個途徑認識和刻本漢籍。一是「考據學價值」途徑，在「實事求是與復古」、「尊漢斥宋」、「重考據輕義理」、「博徵」等學術傾向或價值上，清儒與和刻本漢籍背後的日本儒者有很深的共感，因此對書籍的學術價值評價極高，並且進一步發現了日本有「文」（以中華文化為標準的文明程度）。但是，對日本之「文」的肯認，同時卻會與過往華夷秩序中的日本認識產生矛盾。而成功地解決了這個問題的，便是清儒的第二個認識途徑，即「華夷觀」途徑。清中葉發展出的「包容性文化華夷觀」，使清人能以文化而非血緣區分華夷，並且透過對中日兩國過去歷史連結的再敘述，將新的日本認識納入華夷論述中。同時，這兩種認識途徑也影響了清儒對日本儒學的誤解。本文以吳英《有竹石軒經句說》對荻生徂徠《論語徵》的批判為個案，討論清儒的誤解與轉變。 和刻本漢籍的輸入，不僅刺激清儒發現了日本之「文」，將對於日本學術的肯認與關注納入中國的知識基礎中，同時也呼應著中日外交關係在十八世紀的變動。對於不屬於「華」群體的日本的「文」的肯認，突顯了原本以「華夷秩序」為基礎的對外認識開始出現漏洞，也是中國面臨近現代國際關係挑戰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