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師」的誕生：從台灣殯葬禮儀治理視角切入的歷史考察

Abstract

這是一份關於台灣禮儀師誕生的研究。本研究企圖透過社會學的分析與考察，了解為什麼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會出現需精通殯葬禮儀且具有臨終關懷、悲傷輔導能力的禮儀師這樣的新職業？為什麼這種新職業會成為國家唯一認可的「專業」並納入國家法規當中呢？本研究從台灣殯葬禮儀治理的角度切入，分析台灣殯葬禮儀治理的政治理性與統治技藝與禮儀師之間的關係。本研究首先觀察台灣在中華文化復興時台灣禮儀治理的政治理性與統治技藝，這時台灣政府禮儀治理的政治理性是希望透過標準化禮儀的推動賦予國民政府統治正當性。在統治技藝方面，政府主要使用「宣導/示範」模式來實踐其禮儀治理，希望藉此展示「傳承中華文化的國民黨推動文化復興」，並透過這些展示使國民黨獲得統治正當性。到了1970年代初，國民政府面對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國民政府開始改變塑造正當性的方式，由原有的「復興中華文化拯救民族」改為「帶領台灣邁入開發國家」，也因為國民黨塑造正當性方式的轉換，本來就僅作為正當性手段的禮儀治理對國民政府來說不再重要。 到了1980 年代中期之後，由於脫衣舞電子花車的出現並成為送葬陣頭的一環，政府不再像1960、1970年代僅將殯葬禮儀當成「禮儀之一」，而是將殯葬禮儀當成一個單獨、需改善的問題。這時政府殯葬禮儀治理的目標不再是透過禮儀治理來獲得正當性，而是「驅除傷風敗俗的殯葬禮儀」。然而，雖然此時政府殯葬禮儀治理的政治理性已經有所轉變，但在統制技藝上卻仍受過去禮儀治理慣性影響，這時政府仍意圖使用一種「宣導/示範」模式來治理殯葬禮儀，這也造成政府殯葬禮儀治理的政治理性與統治技藝有所落差。隨著1990年代出現的大型禮儀公司及其對「黑心葬儀社」的建構、生前契約概念的引入，政府發現這些無法解決的殯葬禮儀問題並不只是禮儀問題而已，殯葬禮儀跟殯葬禮儀的施為者是完全扣連在一起的，所以政府要面對、處理的其實是殯葬禮儀服務產業的問題。也就是說，透過治理對象的重新界定，殯葬禮儀問題變成了一個「服務品質」的問題。而在殯葬禮儀治理政治理性改變的情況下，政府需要新的統治技藝來實踐其政治理性，此時大型禮儀公司引入的「日本模式」使得追求「提昇殯葬服務業品質」的政府有了可供參考的範本，所以在成本效益的考量下，政府開始推動禮儀師的證照化，這也促成了禮儀師這種「專業」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