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原住民身分認定變革因素之探討

Abstract

本文以新制度主義（the new institutionalism）的歷史制度論（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為研究途徑，探討2000年公布施行的《原住民身分法》與以往原住民身分認定標準的差異，並將焦點集中在原住民身分認定放寬的原因、為何無法採取自我認定、平埔族群後裔為何無法影響決策、原住民身分法的妥適性等問題。原住民身分受法律保障，享有優惠待遇，因此原住民身分認定的背後，是一套以民族政策為基礎的身分制度，且與國家的原住民族政策走向密切相關。臺灣原住民族歷經清代、日治及國府統治，隨著統治者的原住民族政策轉變，連帶使原住民身分認定由過去轉變為現在的形式，其中涉及的問題癥結，不僅止於尊重原住民本身的身分/認同，或者是原住民現有資源分配的問題，惟有瞭解制度背後的國家原住民/族政策思維、族群關係及位階、政策變遷要素的動力轉化和困境，才能有效解釋改變的原因。 本文先就清代、日治時期及國治時期的原住民政策作探討，以釐清制度安排的背景。清代實施族群隔離政策與族群政治運用，造成「生番」（今日的原住民族）與「熟番」（平埔族群）的族群邊界分明，其影響力一直持續到當代。日本領臺之後，挾著現代化武力有效控制山地以外的地區，平埔族已經失去其政治上的制衡作用，再加上漢化已深，被歸類為本島人。相反的臺灣總督府為「殖產興業」及爭取高砂族（原住民族）政治上效忠的需要，賦予其特殊的政治身分。進入國治時期以後，平埔族已經喪失政治上的特殊性，沒有實施特別行政的必要，「山地同胞」則符合中華民國憲法中「邊疆民族」的概念，予以特別扶植。奉行孫文民族主義的國民黨政府，將原住民視為中華民族的一支，其身分上的民族屬性刻意忽略，在社會位階上為生活水準未及平地的「弱勢國民」，原住民身分成為優惠待遇的代名詞。 臺灣在80年代中期以來的民主化效應，傳統單一的中國認同受到強烈質疑，為原住民族運動開啟解放空間，原住民在臺灣的歷史地位獲得承認。1993年以後政治族群化效應，卻帶動將「原住民政策」轉型為「原住民族政策」，使原住民身分「去污名化」，不再被視為負面標籤後，才會有人願意去爭取取得原住民身分，並要求政府放寬原住民身分認定。另一方面，國家法律制度的轉變，也提供變革的助力。但在立法過程中，原住民政治菁英偏好於福利意識型態，使原住民身分認定不單純是要解決原住民個人的認同問題，而且與資源分配息息相關。原住民社會認為只要具有原住民血統，即可取得原住民身分，原民會在放寬原住民身分認定的同時，以從姓或取原住民傳統名字作為原住民身分取得條件，也反映出擔心原住民社會出現只享權利不盡義務的偏差情形。原住民身分認定也是原住民的資源分配的族群邊界，原住民族與平埔族群有著不同的歷史記憶，使得族群邊界不易打破。現今的原住民族政策並沒有可供平埔議題論述的空間，原住民又掌握「原住民」定義的詮釋權，平埔族群後裔且缺乏接近決策的管道，使得平埔族群復名運動倍加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