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滿漢」到「中西」：1644~1861清代《春秋》學華夷觀研究

Abstract

民族意識與「民族國家」蔚為風潮，是近代最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與清代民族意識、華夷心態的變化息息相關。整個清王朝，是一個文化衝突與融合不斷進行的時代。清王朝從努爾哈齊建國至溥儀遜位，漫長的兩百餘年之間，中國始終都處於一個文化與異文化之間不斷對話的社會情境之中。開國之際的滿漢文化衝突，直至道、咸、同、光時期中華與西洋之間的文化拉扯，在長期漢文化與異文化之間密切不斷地衝突與對話的過程中，構成了「民族」意識蔚為風潮的要件。 在十九世紀中葉清代「天朝」體系與「天下」世界觀崩潰之前，中國比較缺乏一個在意義上與近代「民族」概念的影響力與重要性準確對應的詞彙。清代前中期民族意識的演變，反映在清代的「華夷」論爭上。但，中國傳統的「華夷」概念並不完全等同於「民族」。在傳統的「華夷」詮釋裡，「華夷」有時會被解讀為一種「知禮」與否的文化差異，如韓愈在原道中所說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有時，「華夷」又被解讀為血緣、種族等較近似「民族」的概念，如王夫之〈讀通鑑論〉「狄之於我非類也」之論點。為了避免陷入以「後設」觀點來想像前代的問題，因此本文選擇以清代「華夷」概念在《春秋》學詮釋中的演變與發展為主題，探討清代民族意識的演變過程。 近代中國華夷意識的發展，可以說是從「滿漢」過渡到「中西」的過程。然而這樣的變化又與清英鴉片戰後中國天朝體系的崩潰、「天下」世界觀的崩解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天朝」是結合文明中心與政治中心的概念，既是政治外交上的「天朝」，也是文化上的「上國」。因此天朝體系的崩潰，不僅意味著中國天朝地位的失落，也意味著中國傳統世界觀的改變，這使得原本附著在天朝體系下的華夷觀面臨空前的挑戰。咸豐十年十二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在外交舞台上正式宣告傳統「天朝」時代的結束，外交地位平等的「萬國」時代由此展開，這也直接導致「民族國家」意識的興起與傳統華夷觀的沒落。因此本文選擇以咸豐十一年作為本篇論文研究時代上的斷限，探討清初至咸豐十一年華夷問題由滿漢過渡到中西的演變脈絡。 本文從以下幾個角度，以清代《春秋》學華夷詮釋為中心，對清代官方與士人華夷觀進行探討：一、從時代的斷限來看，大致上可以分為清初（順、康、雍三朝）、乾嘉、道咸三個時期；二、以詮釋者的身分及其觀點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官方觀點與士人觀點的不同；三、華夷論述指涉、隱喻的對象來看，大致上可以分為清初的「滿漢」、與道咸以降的「中西」；四、從華夷論述的基本態度來看，由清初的「用夏變夷」，到道咸年間鴉片戰後開始發展出「師夷長技」、「中體西用」等，反映出華夷之間「文明」地位的變化。希望能透過對清代《春秋》學中華夷詮釋觀點的變化，尋繹出清代民族與華夷意識發展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