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墨家兼愛說看孟、告之辯

Abstract

孟子和告子有關人性論的爭辯，可視為墨家、孟子和告子三者在這個交滙點上的交流和爭鋒，值得進一步探索其可能性。若從孟子性善論的框架來看，由於缺乏具體背景，告子思想因而定位不明。考量墨家思潮在戰國中期的廣泛影響，以及其前後期演變的思想脈絡，以此背景作為參照，告子思想的相關線索似乎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本文嘗試依循當事人的思路和關懷，透過具體思想背景的參照，解讀不同思想線索的關聯，希望對告子思想可以得到不同的理解和認識；同時也為孟、告之辯的具體背景，以及墨家思想演變脈絡提供一些可能的線索。 墨子「兼愛說」的核心主張，背後隱含「趨利避害」的人性基礎，這是墨子認為兼愛足以成立和落實的理由。因此，墨子把兼愛的落實訴諸政治的有利環境，提出尚同政治的構想，透過政治秩序營造的環境，藉助教化和賞罰手段，要求社會群體遵循一致的外在行為標準（義），以達到兼愛的理想。墨家透過外在仁義標準落實兼愛主張，積極鼓吹世人「行仁義」，以求興利除害於天下。 墨家的主張對當時思想界極有影響力。若以此背景作為參照，則告子「仁義桮棬」說、「人性無分於善不善」、「義外」說以及工夫論等主張，似和墨家注重外在行為標準的思路相近。墨家主張積極「行仁義」，純粹指遵循外在行為標準或規範而言。在此基礎上，告子「仁義桮棬」說，肯定後天環境的作用，保留充分的可塑性，為純屬外在行為標準的「義」，建立了部份人性論的基礎。而其「仁內義外」說則肯定仁（自然情感）的價值，是有別於墨家思想的地方。 根據本文討論的線索，告子的主張可說介於墨家「行仁義」和孟子「由仁義行」之間。若與孟子心性論相較，其說似有半生不熟的意味；如果相對於墨家思想而言，卻可見告子思想有往心性論發展的趨向。這點從他的工夫論亦可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