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排除與文化再生──艋舺包容性規劃的浮現

Abstract

當前臺北市以「房地產式的都市更新」和「文化菁英為對象的文創經濟」的雙重都市再生取向，在艋舺帶來不同面向的社會排除。本研究就艋舺的城市風貌及人文現象，提出對艋舺文化再生政策之質疑，並指出其限制與替代取向。 研究者透過參與觀察、組織地方行動等研究方式，發現自2010年以來，艋舺的地方行動者以慈愛包容的人文主義精神作為營造「新」地方的開端，從而抵抗主流社會對艋舺的歧視，並奪回其文化詮釋權；他們亦由對內部弱勢群體的關懷出發，透過組織合作模式創造另類地方經濟，進而開創了包容性規劃之契機。 艋舺半世紀以來經歷了持續性的衰退，包括：兩次傳統產業的變遷、臺北市都市計劃的制度性排除，當地面臨嚴重人口外流、經濟衰退、文化邊緣化等課題，反映為公共建設不足、生活品質惡化，以及其內部住民結構改變以及傳統文化式微等面向，也促成艋舺成為弱勢群體最密集的區域。研究發現，在1990年代晚期，公部門於艋舺的再生策略失效，乃肇因於知識階級對文化詮釋與專業性的壟斷，排擠了當地的弱勢群體與底層經濟網絡，如：公部門與地方草根對於文化設施使用的想像差異等問題，便是以文化之名所建構的社會排除，而作用於艋舺外部爭議與內部權力運作的過程；以及，鄰里取向的社區組織提出文化保存試圖召喚地方認同、抵抗外部歧視，卻反而排除了社區內相對弱勢者。 2010年代開始，艋舺的包容性規劃從人權、經濟、福利出發，行動者挖掘地方文化的同時，也看見其內部社會的困境，即：社會長期忽略弱勢群體，社會福利政策消極，地方又缺乏可持續經濟發展。研究發現，有行動者以文化作為弱勢培力的合作模式，發展出包容性規劃強調的參與精神，使弱勢群體有作為社區行動主體、改善自我生活的能力；也有行動者提供實質居住資源，直接滿足了都市貧困者的生存、社會需求。地方行動扭轉當前公私部門夥伴關係的合作模式，這樣的轉向並反映出：公部門跨部會整合困難、缺乏領導性願景，以及無法制訂更細緻的包容性政策等困境。本研究認為，在營造「新」地方行動構成了艋舺成為包容城市契機之際，包容性規劃強調以溝通、合作的參與式精神，將重新定義弱勢群體、提升資源再分配之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