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公羊禮學研究

Abstract

近日之清代公羊學研究，專集中在莊存與、劉逢祿一系，偏重解析思想體系並強調其中現實意識。這樣的論述架構固然有其張力，然亦不免有所偏敝，尤其對於公羊學中「解經」之部分關注甚少，從而又導致對於晚清今文學之思想溯源過於直線單一，對其中經學背景認識不足。本文有見於此，故提出「公羊禮學」之學術現象，試圖補充既有研究之空缺。 清代「公羊禮學」最早係因群經通禮之學術理念，注意及《公羊傳》、《注》中論及禮制之部分，繼而發展為孔廣森、淩曙、陳立等人之公羊學專著。從中可以梳理出一條以「禮制」為核心之解釋脈絡，並且藉此一則可以上溯其源頭至於惠棟「漢學」理念的提出，二則下探晚清今文禮制之學的興起。 就「公羊禮學」之成果而言，首要在於開創了以「禮」作為主軸之解經方式，取代「例」在傳統公羊學中之地位。這樣由「禮」通「義」之途徑，推升了「《春秋》制」在公羊學中之地位，而透過各家之不同解釋，則更能分析其中經學觀的差異。相較於劉逢祿提倡何休之「王魯說」，專藉微言大義抒發一己心中理想制度，孔廣森同樣相信《春秋》中寓有聖人為後世制作之禮制，而藉由「內魯說」，將魯史與孔子新制相結合，使文獻考證與「《春秋》制」得以相容。至於陳立亦是走文獻考證之進路，而回歸於「王魯說」，兼顧了《公羊義疏》捍衛何休《解詁》之立場。 另一方面，藉由文獻考證以建構「《春秋》制」，同時則推進了今文學之發展。自惠棟開始注意《五經異義》、《白虎通》等今文禮制材料，尚不嚴分今古門戶；繼而淩曙主張不可用左氏家說解釋《公羊傳》、《注》；至陳立則援引劉逢祿之辨偽成果，排斥《左傳》、《周禮》，形成較為分明之今古兩家壁壘；而此一藉由今古觀念分判禮制文獻之解經途徑，更啟發了晚清之今文禮學。 要言之，本文藉由爬梳清代經生之公羊學著作，試圖擺脫哲學、文獻學等現代學門之影響，專一針對文本，還原經學之面貌，並窺探時人心目中經學之形象。由此一隅既可觀察三百年間經學發展之內在脈絡，同時並有助於吾人重新省思對於「漢學」、「今古文」等概念之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