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思的使徒──台灣戰後古典音樂樂評人的軌跡與信念

Abstract

古典音樂是西方現代性的產物，在理性化的進程與「藝術宗教」的氛圍中發展出複雜深厚的生產機制與消費模式；也參與了階級區異、國族建構、文化教化等事務的運作。而作為先進國家的優勢文化，它也成為邊陲國家學習效仿的。台灣便在日本殖民與國府統治下，引入了古典音樂相關的教育體系、表演制度與文化工業。 筆者所研究的「樂評人」，首先是古典音樂最核心的消費者，也就是具高度鑑賞能力與資歷的愛樂者，其次是古典音樂的「發言人」，以文字論述的方式參與了古典音樂次文化的建構與延續。本文的經驗研究採用Bourdieu的理論架構，第三章鋪陳了古典音樂在台流傳的結構性佈局，以及樂評人在此結構中的社會軌跡；在此可看到，樂評人透過哪些文化建制來累積文化資本、從事論述生產，又如何自我定位與相互區異。第四章則分析，樂評人在台灣戰後特殊的國際位置和發展階段中，為古典音樂所賦予的文化意義；它部分延續了西方母國的論述傳統，但也遭遇到－且必須回應－文化移植的根本困難，及古典音樂「老化」的歷史趨勢。第五章以宗教的隱喻來探討樂評論述中的修辭策略與風格，它展現了特定的鑑賞文化，也構成了古典音樂的「神聖化」想像。 全文從結構、歷史的面向，到文本、論述的面向，節節逼近場域的核心。在樂評人身上，我們可窺見古典音樂次文化的運作方式、價值信念與時代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