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憲法上比例原則應用之研究---以刑事制裁對人身自由之限制為中心

Abstract

我國憲法第23條規定：「以下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禁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護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由於我國為大陸法系國家，法學理論與制度的發展，受德國的影響最為深遠，因此，國內留德學者以德國聯邦法院所發展出來的比例原則，作為憲法第23條「必要性」的依據，乃數當然之理。不過，近年來受到美國三重審查基準的影響，部分學者對於德式的「三分法」，存有高度的質疑，並主張：1.強化目的正當性之審查：應在適當性原則之前，加入目的正當性之審查，使得比例原則的篩選功能更加完備。2.狹義比例原則的審查應先優於必要性原則：由於必要性原則的審查過於嚴苛，導致有利益衡量不足的現象，所以在進入必要性原則的檢驗之前，以狹義比例原則尋求效益大於成本的手段，才是較為理想的審查模式。前述對於我國傳統比例原則的批評，似乎不無道理，事實上，必要性原則在具體個案的適用，早已窒礙難行。以檢驗刑罰規範的合憲性為例，在必要性原則的審查中，刑罰不可能是在達成有效目的中，侵害較小或最小的手段，最多僅能檢驗它是否為最後不得已的手段。在現有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環境下，究竟我國的比例原則理論，如何在參酌外國法制之後，逐步發展出我國本土利益衡量的違憲審查基準，進而應用在其他法律領域，特別是侵害人權甚烈的刑事制裁。 事實上，在德國公法學理論的長期影響下，比例原則已發展為具有憲法位階的一般法律原則。爾後繼續搭配審查密度理論，可以維持憲法第23條法解釋學理論的前後一致性，可能不會完全採用美國的三重審查基準理論，來作為違憲審查的標準。關於比例原則的審查模式，本文仍主張採用傳統的三分法，除了省略目的正當性之檢驗以外，還修正必要性原則的定義，其定義是：「在數種能達到目的之手段中，所採用的方法(可能有多種手段)，對於社會整體利益效果增進的程度，能夠符合立法者所期待的標準。」如此一來，不論是忽略社會整體利益總量增加的問題，或是僅有單一侵害最小手段而產生利益衡量不足的問題，都可以獲得解決。關於必要性原則在刑罰規範的審查，以販賣毒品罪為例，販賣毒品行為，對於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身體、健康等高位階法益，有如此高或然率之侵害危險，僅憑行政罰的制裁方式，並無法有效達成保護法益之目的，即使它是侵害較小的手段。因此，為確實防止毒品進入消費者可以支配的範圍，刑罰的確是不得已的最後手段。至於必要性原則在保安處分規範的審查，對於再犯率較高之人，其有效達成目的之最後手段，是強制工作；對於再犯率較低之人，其有效達成目的之最後手段，是保護管束。倘若未區分再犯危險性之高低，一律施以強制工作的手段，可能通不過必要性原則的檢驗。 就理論而言，比例原則的形成，乃源自於法治國原則及基本權的本質，所有的國家行為，包括立法、司法與行政，皆應受其拘束。本文所探討的比例原則，主要是針對限制人身自由的刑事制裁規範，凸顯出它並非是最小或較小的手段，因而對於必要性原則的定義，作出適度的修正。然而，此種模式是否能一體適用在所有限制人民權利的法律領域，可能必須對特定法律領域，針對個案來歸納與分析，方能獲得證實。此外，盛行於20世紀的法治國社會，卻被要求國家透過給付的手段，積極保障並增進人民的福利，比例原則在給付行政的操作上，可能必須作適度調整。既然比例原則的位階已經提升至憲法層次，而且其適用範圍不限於侵益的國家行為。不過，比例原則縱使能夠適用在不同的法律領域，它的檢驗標準，也可能隨著基本權的種類而有所差異，絕對不是以相同的審查標準，去一體應用在所有類型的基本權利。衷心期盼未來有志研究比例原則的人士，能夠繼續在其他法律領域，特別是授益行政的領域，發展出特殊的審查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