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的律師──從個別到集體的擁護人權

Abstract

律師是現代西方法體制裡的重要制度，時常扮演著在司法制度中的人權守護者的角色。本文企圖從個別與集體兩個面向，考察戰後台灣律師在擁護人權方面的表現，並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其原因。戰後台灣律師共有兩個最重要的歷史淵源，分別是日治時期的台灣辯護士與民國時期中國的律師。本文即針對這兩群人，分析其法學教育、資格取得與整體司法環境對其所造成之影響。而以日治時期台灣人辯護士為主的「日治經驗」者與以戰後自中國大陸來台的律師為主的「中國經驗」者，對於在戰後台灣受法學教育、取得資格的新生代律師，分別造成了不同的影響，並融合而造成了一種「戰後台灣經驗」。 戰後初期，台灣大部份的律師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而在民國時期中國靠著各種免試的管道成為律師。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前來台灣之後所實行的律師制度，在規範上存在著太多種得檢覈取得律師資格的類型，在實踐上又因長期律師錄取率偏低，律師多是透過檢覈制度而取得資格。因此戰後台灣有一段很長的期間，多數的律師都不是靠著考試及格而取得資格的。這些非因考試而取得資格的律師，有許多人的專業能力都不太足夠，再加上司法實踐上對律師的不尊重、法規範的設計對律師功能亦有所妨礙，因此律師的司法功能發揮比較有限。另一方面，由於戰後前期的台灣律師多是外省族群，再加上政府對律師公會的嚴密官制，律師界在此時立場主要都是傾向支持國民黨政府，而較未能抱持著一種批判的立場來看待政府作為。不過，在此時也有一些新生代律師，敢於與舊派律師對抗，甚至有人毅然投入政府運動，或是為政治犯進行辯護，成為了以個別行動擁護人權的代表者。 隨著律師高考錄取率的開放、檢覈制度在規範上和實踐上的限縮，在戰後台灣受法學教育、考取律師、具「戰後台灣經驗」的新生代律師人數逐漸增多，這些年輕律師對於當時律師界批判的聲音越來越大，力量也漸漸凝聚。最後這些新生代律師，逐漸取得了各律師公會的主導權。例如台北律師公會是由大學法律系出身的律師組成「文聯團」，在律師公會內部選舉中戰勝了過去主導公會的軍法官律師與具「中國經驗」的外省籍資深律師所組成的舊領導勢力。新生代律師取得律師界領導權後，在對內的改革與對外的公共參與上都有相當多的表現，特別是台北律師公會，基於先天上頗具優勢的資源條件，加上後天上理念的凝聚，在推動司法改革、擁護人權上都有不少貢獻，對於政府的立場也不再如以前般的支持，而是改為採取較具批判的立場。戰後台灣律師在解嚴之後，雖然因為集體力量的成型，而在擁護人權上更加有所發揮，不過由於對於全聯會這個全國性律師組織的改革問題，在全國律師界存在著不同的立場，因此一直未能有太大變革。這些歧見也造成了律師界想把集體力量的凝聚，提昇到全國的層次，仍有困難存在，這個問題尚有待新生代台灣律師加以思考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