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權力：台灣知識分子的象徵鬥爭

Abstract

本文企圖理解知識分子的行動如何可能。理論層次上，本文主要關心知識分子行動得以可能的社會條件；經驗層次上，本文試圖解釋二○○六年台灣總統面臨政治危機期間，為什麼部分知識分子得以可能發動了一場關於台灣民主問題的大辯論。 首先，多數的本土文獻對於知識分子的行動視為理所當然。在詮釋知識分子的角色的同時，賦予知識分子過於道德化的預設，陷入了循環論證的陷阱。於是我提出一種去道德化的知識分子定義。再者，社會學家Bourdieu雖然提出了一套相當精闢的知識分子行動解釋，不過他忽略了知識分子的主觀認知，使其沒有看到知識分子言說行動與意識型態上的細微差異。因此，我提出「象徵結構」的概念，並援引「象徵鬥爭」的理論，來補充（而非修正）解釋知識分子行動理論的。 台灣從八○年代至二○○六年，形成了三種民主思想，分別為「民主—國家論」、「民主—社會論」、「民主—人民論」。這三種民主思想交織而成一種匿名的意識型態結構，亦稱做象徵結構。這個象徵結構的形成，與台灣具體的政體轉型與社會過程的歷史密不可分。而在二○○六年，陳水扁總統面臨了有史以來最險峻的政治危機，知識分子將這個現狀解讀詮釋為台灣的「民主問題」，並隨之展開了一場象徵鬥爭。知識分子分別根據不同的理念與目的，援引不同的論述而進行爭辯：捍衛本土政權者，以「民主—國家論」作為論述的依據；批評民進黨執政者，以「民主—社會論」作為批判的基礎；支持群眾運動者，以「民主—人民論」作為培力的憑藉。三組論述各被不同的知識分子所援用，而知識分子的象徵鬥爭是在這三組思想所組成的象徵結構為基礎上，才得以可能進行。象徵資本與象徵權力的獲得，是知識分子象徵鬥爭之後的報償。而這場象徵鬥爭不但是被結構的，也是結構化的。知識分子的鬥爭也使得既有的象徵結構「再結構化」。總而言之，二○○六年知識分子介入政治的行動，無非是一場象徵鬥爭，也是一次思想、政治與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