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臺灣實業教育之變遷

Abstract

本文的核心在於檢討日治時期在臺灣實行的實業教育。筆者希望透過理解日本內地實業教育的發展過程，與臺灣實業教育之發展作一對比，將日本內地發展與臺灣發展整理在同一條的時間軸下檢視，相互對照其樣貌。可以發現幾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一是日本政府在臺灣推動的實業教育，何以具有如此之內容？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在臺灣推動的實業教育是否僅僅是一種殖民政治的手段而已？二是日治時期的教育體系，是否為統治者主動地希望將臺灣的人民教育成為獲取經濟資源的生產工具，進而大力擴張實業教育體系？或是真實的歷史樣貌並非如此？ 本文認為，日本本身對於實業教育之態度，是帶有肯定性與積極性。日本教育體系逐漸完備的歷程，實業教育從各級學校附屬的教學內容逐漸獨立成為一個教育體系，從國會到人民，全民肯定實業教育的用處。日本實業教育政策更是密切配合日本國家局勢，多次轉變。 實業教育在身為殖民母國的日本有著充分發展，然而透過本文研究，作為殖民地之臺灣，在實業教育上卻存在著「殖民性」與「近代性」的糾葛。日本殖民政府實際上曾經擔憂過殖民地教育可能帶給殖民地人民的覺醒，進而造成統治上的困擾，因此對於公學校之上的中等教育體系，在1919年的「臺灣教育令」之前，不願增設更高級的普通教育機關。但訓練殖民地人民實用技能的實業教育體系，卻沒有在臺灣快速發展，令人更訝異的是，日本國內實業教育的資源與法令規章，都在領臺以後逐步完備，但日本政府的態度是遲遲不願意將內地完備的實業教育系統延伸至臺灣教育體系中。我們發現殖民政府不僅在高等普通教育上不願意鬆手，在實業教育體系中，亦不願意輕易開放技術的傳授，殖民政府認為殖民地所需的技術人才，應該由殖民母國提供。日治時期的臺灣有近一半的光陰（二十四年），實業教育採取的模式是伴隨著總督府管下特定部門的需求，從而增設特定的設施，如農業試驗場、工業講習所等，採取臨時、應急的方法。 實際上從明治末年邁入大正年間，有一股社會的批判聲浪，建議總督府應該增設各類的實業教育體系，取代原有的臨時措施。不過，此一增設實業學校體系的需求，主要還是由在臺灣的內地人所提出，明顯地仍然是從殖民政府與殖民者的角色出發，以暢談其事；前述增設實業教育之聲浪，訴求的原因皆可歸納為「產業之發展」。藉由工業教育的發展模式，如臺灣子弟就讀的工業講習所與臺灣總督府工業學校相較，亦可發現殖民政府規劃的教育政策，是建立一個由內地子弟享有優勢的主從結構。在「臺灣教育令」之後，主從的培育系統仍然相同，大正九年之後，實業教育制度是否配合著時局而不斷起變化。大正十一年（1922年）的「新臺灣教育令」，帶給臺灣實業教育許多新的發展情況，包含實業學校與實業補習學校的增設。利用增設實業學校的時間與增設實業學校的種類，臺灣實業教育清楚地展現以農業為主的趨勢。 進入戰爭以後，身為殖民地的臺灣在實業教育方面，日本政府為了所需的人力資源，大量擴張實業教育的學校數量與學生人數，甚至在戰爭末期，將商業學校轉換成為農業、工業學校，因應國策之需求。殖民當局人力資源的掌控與需求，從初期把握住技術知識到中期逐漸以階級的方式培養兩個層級的技術人力，即以內地人子弟為高級技術人員，而以臺灣人子弟為實際操作的技手型技術人員；日治末期，由於戰爭之需求，實業教育體系的學校數與學生數的快速激增，展現出殖民政府培養國策人力資源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