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黨煽惑」－－蔣中正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及處置

Abstract

本論文應用蔣中正總統檔案（大溪檔案）、蔣介石日記等史料，對蔣中正與二二八事件這個課題進行重新探討。除了論述角度不同，與過去研究相異之處有二：一為運用了大溪檔案過去學者沒有注意到的部分；一為論證國民政府體制運作對蔣氏之制約。 二二八事件前後，蔣中正身處的時代背景是國共內戰愈益劇烈，國家金融紊亂，以及國民政府為日後行憲預先進行改組事宜。事變發生之後，軍政機關指出此為「奸黨」（共產黨）煽惑導致，遂成為蔣處理之基調。事件爆發五天之間，陳儀向蔣陳述的臺變並不嚴重，然蔣認定事變和共產黨有關，其要面對的假想敵是能在整個中國大陸和其分庭抗禮的強大勢力，故決定應陳儀所請，派遣軍隊返臺防備、待機肅奸。 蔣中正在決定派兵（5日）到軍隊抵臺（9日）之間所獲得的資訊，是臺灣局勢愈趨緊張。雖今日研究已明確呈現臺灣共產黨對二二八事件影響甚小，但軍政機構告訴蔣的情報卻導向「奸黨」熒惑不滿政府的人民去暴動的一面。蔣雖知事發因素之一在行政缺失，但事變已因「奸黨」作用脫序失控，故其深信非派兵難以解決問題；調動軍隊之目的並由防備、肅奸轉為積極平變。 至於何以在反對派兵的輿論之下，蔣中正仍執意派兵？筆者論證當時反對派兵的種種言論，受限於國民政府體制運作，在事件初期能令蔣聞知的並不多，蔣實難以掌握事件初期的各種資訊。由於蔣當時身處權力頂峰，民間資訊難以「上達天聽」，當時蔣的資訊來源最主要乃為陳儀、情治單位等軍政人員。蔣在大部分只能接受到「一面之詞」的情況下，以為事件起於「奸黨煽惑」；為免情勢更加危急，乃做出派兵赴臺的決定。 分析蔣中正在二二八事件中期獲得的資訊，反對派兵來臺之言論，於此時已可為蔣聞知，然支持鎮壓臺變的說法仍不斷鼓動著蔣。觀蔣之言行舉措，可發現蔣因資訊呈現的說法分歧，而視事件有「兩重性」。其第一重性質為「奸黨煽惑」導致暴亂，第二重為臺民欲改革省政。事件所以擴大，在於「奸黨」煽動（第一重）不滿省政的臺民（第二重），致使變亂波及全省，一發不可收拾。蔣氏有此認知，相關措置便無法僅從改革省政下手（處理第二重），派兵鎮壓「奸黨」及至其後的綏靖、清鄉（處理第一重），乃隨之而來。蔣並不能如今日的研究者，深曉臺灣的共產黨勢力極小，影響力有限；其身處的時代促使他必須要對共產黨提高警覺，嚴厲處置。雖有少量的資訊呈現臺灣行政失當，但相較於「奸黨煽惑」導致暴亂的資訊，微不足道。 現今沒有任何直接證據可以證明蔣中正暗中指使「屠殺」。對於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陳儀撤職案，蔣不予處理，應非為袒護陳儀，而是要他辦理善後事宜。蔣日後再度起用陳儀，有其私人、時代考量，不過在二二八事件過後的確予以撤職懲戒。而擢升彭孟緝及其他相關軍政人員，從蔣認定的「奸黨煽惑」暴亂脈絡看來，彭氏等鎮壓共黨有功，故耳。至於軍政人員「屠殺」臺民的訊息，多是以對「奸黨」的鎮壓行動呈現；針對臺灣民眾被「屠殺」的直接信息，蔣知道的並不多。又其深為共黨製造假情報所困擾，乃視這些「屠殺」消息為共黨「宣傳威脅之慣技」，遂未予重視。 蔣當時面對的是整個中國紛亂的局勢，非如研究者得以較充裕的時間蒐羅事件相關史料，整理排比、沉潛熟慮後對事件做出評斷。其當時只能依較可掌握的情報（陳儀、中統局等相關軍政人員提供之資訊），在有限時間內做出決策；此決策受歷史環境及蔣性格影響，深陷於國共內戰框架之中。二二八悲劇，便在這種蔣中正難以突破的限制之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