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限制人身自由通報機制之政經分析，1987-2020

Abstract

自1987年兩岸開放交流後，兩岸限制人身自由通報已成為兩岸人民不可或缺的人權保障措施，不僅是維持兩岸交流秩序的重要機制，也是當事人開啟救濟的前提要件。然而，由於通報機制同時兼具人道關懷及統戰目的，使其在發展過程中，往往伴隨著兩岸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意識形態的演化而變遷。 因此，本文採用「歷史結構觀點」及「政治經濟學觀點」為核心概念，向三個面向延伸。首先，從兩岸政經發展角度，看通報機制在兩岸歷史結構中之變遷；其次，從兩岸通報機制運作模式之差異，看兩岸政府機關、中介團體及民間團體等行為者所面臨的機會與限制；第三，從不同時期的通報個案或數據比較，看兩岸政經環境對通報機制之實質影響，以掌握整體實存的動態因果關係。 透過上述分析研究，本文發現在歷史脈絡下，兩岸政治環境是主導通報變遷之主因，而經濟發展則是維繫通報運行之催化劑，為通報機制提供必要的生存空間。此外，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成功，也間接推動通報機制形成，是除了政經兩大主因外的次要因素。而在通報機制形成過程中，相關行為者會運用自身稟賦去形塑對自身較為有利之規則，使得通報機制之運作與建立隱含特定「偏差」特性。然而，由於現有通報機制存在兩岸人權觀念落差及欠缺監督、仲裁機制，因而衍生出許多缺失亟待解決，無法完整保障兩岸人身自由權益。 最後，本文依據所發現之缺失，提出短、中、長期改善建議，先從可操之在我的地方著手，待兩岸關係回暖或互信基礎穩固後再循序漸進，逐步營造合適環境，以建構更完善的通報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