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健康權之實現—以印度與南非之案例為借鏡

Abstract

健康權為國際人權法與許多國家憲法上均有保障之基本權利，我國憲法並未明文保障健康權。我國釋憲實務於釋字第753號解釋中，首次提及健康權，肯認健康權為憲法上基本權利，但未進一步說明，在之後的釋字第785號解釋，大法官則不僅明確指出健康權之保障依據為憲法第22條，亦闡述健康權之意義與內涵，可謂是我國健康權之一大進展，但關於健康權作為憲法上基本權利之適格性、基本權利功能等，本文認為仍須釐清。 雖然健康權之發展在我國近期釋憲實務上有所突破，但相較於印度最高法院與南非憲法法院，我國對於健康權操作之經驗較為陌生。由於印度與南非之社會經濟狀況、國家資源與財政之侷限性、社會資源之稀少性，人民因國家之拒絕給付，而訴諸法院尋求救濟，印度最高法院與南非憲法法院均處理過諸多社會經濟權之案件，南非憲法法院對於社會經濟權之審查，提出「合理性審查標準」，透過固定之要件，檢驗國家政策或立法措施是否符合憲法之意旨。關於兩國最高司法機關對於社會經濟權之立場、態度，本文將從兩國之立憲經驗談起。 在基本權之分類上，本文將健康權分類為社會權，基於健康權之發展較晚，本文將從我國社會權的發展與司法機關對社會權之解釋，作為健康權之參考。我國釋憲實務在進行社會權之違憲審查時，多會使用「立法形成自由」、「立法裁量」等用詞，認為在社會政策或涉及社會福利給付方面，立法者享有較大之裁量空間，並採取較寬鬆之違憲審查標準，但另一方面，大法官也曾經實質審查社會政策之合憲性，可見大法官對於社會權之違憲審查，並未發展出一套固定之審查標準。關於健康權之違憲審查，釋字第785號解釋中，大法官認為「國家之法律制度設計應符合對人民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以此為違憲審查之基準，但大法官似乎尚未提出一個通盤適用於所有健康權案件之具體標準，由於我國健康權發展之起步較晚，故本文希望能透過印度最高法院與南非憲法法院之經驗，作為我國健康權之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