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餽贈罪之立法研議

Abstract

我國法務部於民國107年5月提出刑法修正草案，欲修改公務員賄賂罪要件和引進公務員餽贈罪。茲因於司法實務對賄賂罪要件解釋嚴苛及適用上有所困難，且無法對於打好關係、鋪路式等不法餽贈予以有效規制。本文歸納實務上不同的饋贈類型—賄賂性質之餽贈、事後酬謝之餽贈、打好關係或鋪路式之餽贈、社會風俗慣例下之餽贈，輔以實務案例予以分析，包含其對應之職務範圍與對價關係認定不一致、行賄與受賄意思存在與否、單方期待與雙方對價的認定困難、社會相當性等問題。理解現行賄賂罪之實務適用困境，確有無法予以規範之餽贈行為態樣，再行討論增訂餽贈罪之必要性。 借鑑外國立法例，本文探討美國和韓國對於不法饋贈的立法方式和實務適用。美國聯邦法訂有賄賂罪和不當餽贈罪，且於賄賂罪和不當饋贈罪的構成要件及適用範圍上有所差異。賄賂罪需要具備對價關係（in return for），而不當饋贈罪則僅要求收受不法餽贈起因於（for or because of）職務行為，具有一定連結的關聯性。而韓國除訂有刑法賄賂罪外，藉由特別法之建置及明訂具體金額標準來規制不法餽贈，即2016年增訂《禁止不當請託暨財物收受法》之特別法，又稱「金英蘭法」。該法嚴格規範公務員若收受100萬韓元以上的財物，不問是否有對價關係或職務關聯性，須接受刑事處罰。 就我國增訂饋贈罪之必要性，本文從保護法益探討饋贈罪之可罰性基礎，本文認為饋贈罪之保護法益為職務公正性。並針對法務部提出的餽贈罪立法草案予以分析其可罰性標準，即職務關聯性、餽贈金額。除參考前述美國與韓國之經驗，亦考量我國的社會文化、公務員官場現狀、既有法制規範等層面，反思我國增訂饋贈罪之可行性。最後，提出立法建議，作為我國增訂餽贈罪之立法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