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觀下戰後台灣高中的課程規範之管制

Abstract

在台灣高中課程規範的訂定過程中，國家長期以來作為主導者，而能管制人民的教育內容。不過近年來，人民權利意識的甦醒，以致於台灣在教育場域開始出現另一股力量，而非國家獨霸。本文以課程規範之訂定與內容為觀測點，觀察在其中國家介入與人民參與的軌跡。 本文發現，戰後台灣的國家權力在台灣高中課程規範之訂定中保有強勢地位。從戰後初期國民黨政權對甫結束日本統治的台灣，施行強化版的國語與愛國教育；1950年代為「反共抗俄」而使課程規範成為國家傳達政策之工具；1960年代至1970年代強調所謂「道統」而於課程規範中強化中國民族教育。於2000年後開放了人民參與之程序後，課程規範漸趨從獨尊一元中國文化到涵納多元的價值。然而國家行政權仍有可能凌駕人民參與程序所做出的決定，如2014年版「微調」〈高級中學課程綱要〉即是一例。 不過，本文也發現人民的教育權如何從幾乎為國家非常法體制所架空，到其復甦的過程。雖然1947年憲法已經施行、規定人民之受教育權，然而隨著1948年《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實施以及1949年戒嚴令之頒布，使得憲法上人民的基本權利形同虛設，受教育僅表現出義務面向。國家長期壟斷課程規範的修訂程序與內容下，人民的教育相關權利幾乎無法施展。1980年代開始，民間社會開始出現批評與主張教育上部分權利的聲音，課程規範的修訂過程隨著民主化，使得人民有參與程序之機會。在2014年版「微調」〈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爭議發生時，人民透過修訂程序外之管道向國家請求依合法程序修訂課程標準，則解嚴後係長期對教育事務的權利爭取而致。直到2017年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在課程規範修訂程序中明定人民知悉與參與之權利，在審議程序中能確保課程綱要之內容顧及學生的人格發展與自我實現，而使高中學生的自我開展與實現逐步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