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喇嘛、晉商與歸化城（1634-1911）：權力網絡的分析

Abstract

清代的歸化城位於多種行政區與人群交疊之處，使得該城有著各式的權力網絡、以及網絡之間的複雜互動。這些網絡分別屬於不同的人群，並有著不同的結構、規範以及資源流動。本文採用了社會網絡分析的方式，著眼於個體與個體間產生連結的方式。這些連結成為了資源和權力流通的管道，並藉此連結成為規模更大的網絡。本文一方面從人與人、組織與組織間的連結方式，探索各種不同的連結如何帶來不同的可能性。更進一步從這些連結推論出個體在網絡中所面對的選擇、資源及其能動性，以及個體如何由此進一步改變網絡的結構。另一方面則藉由重構地方上不同網絡交織的樣態，分析清帝國作為一個多族群國家，如何以最少的資源來掌控其治下的多種族群。 每張權力網絡都有其自身的規範，並由這些規範建立起內部的權力階層。由官員組成的清官僚權力網絡，以清朝的法規、典章和對皇帝的忠誠作為其基礎規範。這些規範讓清朝的官員們組成了一個階層式、有核心的權力網絡，以皇帝和軍機處等決策官僚作為核心，分成多個部門向外層層延伸網絡，權力亦由核心向外層層傳遞。清官僚網絡的人員有限，為了統治廣大的領土，多會選擇吸納當地既有的權力網絡領導者，要求其遵守清官僚網絡的規範，藉以間接控制該網絡。 歸化城的不同網絡，依其各自的特性不同，和清政府有著不同形式的互動。該城的蒙古人直接被清政府納入駐防體系之下。而由商人們組成的行社網絡，則是透過祭祀連結起城中各行業的同業組織，位居網絡核心的十二行/十五社以大量的資源投注在祭祀活動中，並創造出城中專用的貨幣，以維持自身在城中的活躍度與公信力，藉此維繫整張網絡的凝聚力，並成為此處民人地方社會的領導者。當清政府選擇透過這些人來掌控該城商人時，他們成了連結兩張網絡的橋，以及清政府和城中商人雙方對彼此的代理人。他們必須付出更多的資源以同時滿足兩張網絡的規範，卻也因為獨佔了兩張網絡間資源流通的位置而得以獲取暴利。 由喇嘛們組成的藏傳佛教網絡則是依靠神蹟、扎倉的課程和學位制度來形塑網絡內部的階級和權力流向。以西藏四大寺作為核心，越直接從該處取得學位者，在網絡中的地位就越高。與之相對的，前往四大寺求學者則需付出相當多的金錢與時間成本，才能獲得該處的學位。歸化地區地位最高的召廟是五當召，幾乎歷任呼圖克圖都曾直接從西藏取得學位。歸化地區的其他小型召廟，在沒有資源前往西藏的情況下，則得派喇嘛到五當召繳納學費並修習學位。清政府出現並將天下喇嘛編為九等職官後，使得這些小召廟有了不同過往的權力來源，其中一部分召廟選擇了將資源投注於理藩院，而非五當召或其他黃教大寺，然而在沒有特殊資源優勢的情況下，這些小型召廟因為彼此無止盡的軍備競賽進而導致過度借貸，而在清末紛紛破產，又或是在清朝滅亡後失去權力來源而衰亡。反而是同時向兩張網絡投注資源的部分召廟得以倖存。 透過重建權力網絡、並以社會網絡的分析法運用在地方社會的研究上，本文得以呈現出史料未明言的面向，如個人所面對的社會環境、以及環境如何提供或限縮了個人的選擇、以及資源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