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慾或權力？——台灣性騷擾法的框架競逐（1945年至今）

Abstract

本文探究台灣性騷擾法形成和實踐過程中，曾經形成了哪些關於性騷擾問題的認知框架，以及這些不同的認知框架連結到什麼法律觀點或主張。為了回答前述問題，本文使用歷史研究方法，爬梳報章雜誌、立法紀錄、法學文獻等資料，並運用構框理論來觀察戰後以來，法學者、婦女團體、立法者等人對於性騷擾問題的界定和法律主張，以分析這些不同框架的差異以及彼此間的競逐和影響。為了呈現不同框架的形成和發展，本文使用框架形成的時間點來區分章節，以呈現該時段的發展重點 首先，在1945年至1981年之間，台灣的法律實踐和主流法學論述主要以「性道德框架」來看待性騷擾行為。性道德框架將性騷擾視為「因為情慾天性」而產生的偏差行為，並以「好的性」和「不好的性」來劃定懲處的標準。然而，性道德框架隱含了性別不平等的思維，反映的也是漢人的道德觀點。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女性面對性騷擾問題時，呈現出了兩種不同的回應：一、女性運用性道德框架來進行反抗；二、發展出女性主義觀點。 接著，在1982年至1998年間，婦運提出了性騷擾概念，並開始構築「性別歧視框架」，而「性解放框架」則在1994年浮現。婦女新知於1982年提出性騷擾一詞以來，婦運發展出性別歧視框架，此框架將性騷擾理解為與「權力」有關的行為，並且認為性騷擾是一種性別不平等現象，造成對女性和其他性別弱勢者（同性戀者等）的歧視。婦女團體更針對工作場所、校園、醫療過程和消費場所中的性騷擾問題提出法律主張。除了性別歧視框架的建立外，性解放框架則在1994年浮現，此框架認為性騷擾是情慾的劣質表現，是因為貧瘠單調的性文化所導致，因此主張培力女性並達到性解放，透過改造情慾文化來處理性騷擾問題。 1999年之後，針對性騷擾議題的構框呈現了不同框架競逐的現象。1999至2005年這段期間，性騷擾相關立法審議的過程中，呈現出「性別平等框架」和「人身安全框架」競逐的情形。1999年起，立法院開始實質審議兩性工作平等法草案，教育部也開始研擬兩性平等教育法草案，同時，潘維剛立法委員則提出了性騷擾防治法草案，這份草案將性騷擾定性為「人身安全問題」而非「性別歧視問題」，擬以專法處理工作場所、學校和其他各類場所中的性騷擾事件，「人身安全框架」正式形成。此後，在前述草案的立法審議過程當中，開始出現了「性別歧視框架」和「人身安全框架」的競逐情形，競逐的結果是，基於「性別歧視框架」而形成的《兩性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制度完成了立法程序，而「人身安全框架」則發展成妥協後的《性騷擾防治法》，僅適用於《兩性工作平等法》和《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以外之性騷擾事件。在這段時期，性解放框架的法律觀點亦形成，他們主張僅針對「性要脅」和「性侵害」這類情形立法，法律規範的範圍不宜太廣。 《兩性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和《性騷擾防治法》三部法律陸續通過後，各種不同的框架仍在「法律適用」、「法律倡議」等層面上有著不同的運作和發展。以人身安全框架為基礎的《性騷擾防治法》不僅有適用上的困難，強制觸摸罪的解釋適用更有著「性道德框架」的影子。性別歧視框架僅在司法判決中零星出現，尚未普遍運用在法律論證中，但以性別歧視框架為基礎的行動者則持續針對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性別工作平等法》和《性別平等教育法》提出批評和修法主張。性解放論者則發展出「性騷擾法是性管制」的論述，批判性騷擾相關立法導致了「忌性」的氛圍，強化了國家的「保護主義」。 透過構框理論分析出不同的框架後，本文分析各類框架的核心論點與差異，並以女性主義法學和實質平等觀點提出反省，期能思考性騷擾法的現狀與改革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