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域之間的空間：1990年後官方臺灣文學外譯計畫的發展

Abstract

本文旨在探討1990年後官方臺灣文學外譯計畫的發展過程：（1）在1990年到2015年的「外譯的民族主義時期」，外譯計畫如何從補助中國古典文學、文化資產叢書、臺灣文學，轉變成聚焦臺灣文學；（2）在2015年之後的「外譯的文化內容產業時期」，外譯計畫又是如何被納入文創產業政策之中，從而變得愈發重視市場。 在「外譯的民族主義時期」，由於1970年代的外交危機，國民黨政權宣稱的統治範圍和實際統治範圍的落差被暴露，中華民國作為象徵暴力的正當壟斷者的地位出現動搖。對此，科層官僚提出文化建設的政策，試圖彌補流失的象徵資本。在這個脈絡下，權力場域的新位子得以浮現，文建會因而成立。然而，有別於學者強調文建會已是一般的文化機關，我指出文建會仍肩負反共的期待。當時的行政院高層，為了避免法統爭議以及進行反共的文化作戰，捨棄文化部、成立「事權分散、缺乏行政權」的文建會。換句話說，政治因素仍顯著影響文建會的運作。因此，我認為早年的文建會坐落於政治場域、文化場域之間，兩個場域的行動者在此交會、互動。 來自政治場域的「制度制定者」，為了塑造中華民國的道統地位，而重視中國古典文學、文化資產叢書的外譯，來自文化場域、重視一般文化政策的「業務執行者－文學人員」，則重視臺灣文學的外譯。只不過，隨著臺灣民族主義持續發展以及文學人員的作用，官方外譯計畫在社會空間的位置自1990年代末逐漸移向文學場域，制度制定者的影響力衰退，書單轉而聚焦臺灣文學。 到了「外譯的文化內容產業時期」，由於全球化、中國崛起帶來的產業升級壓力，加上臺灣文化場域的二元結構並不穩固，行政院聚集經濟部、文建會、新聞局、教育部人員，開始推動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因此，2000年代初期的權力場域變動，開創了介於政治、經濟、文化場域之間的文創政策空間。 我將聚集於此空間、負責扶持文創產業的官員稱為「文創官員」。他們因應臺灣文創產業「多樣、小型、分散」的特性，發展出「三合一邏輯」，亦即認為串聯產業鏈、扶持文化內容產業、整合相關事權三件事應同時進行。他們因此將外譯計畫從臺文館整合到Books from Taiwan平臺，又將該平臺整合到文策院，以「邊界跨越者」和「邊界組織」的手段扶持產業。有別於「文學人員」重視純粹生產場域的文學作品，「文創官員」重視面向市場的作品以及文創產業的整體發展，「文創官員」並且希望藉由和版權經紀人合作，在國際的商業出版場域建構台灣文學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