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荊揚對立格局再探

Abstract

二十世紀探討荊揚之爭課題時，學界傾向聚焦在東晉門閥政治的觀點上，致使「荊揚對立」成為描述長江中、下游兩大政治力量的傾軋的專有名詞。近十餘年來，後輩學者嘗試超越固有視野框架，將荊揚對立格局導向地方軍政的脈絡中，並且拉長觀察的時間跨度，往後推移貫穿南朝歷史。本文依循此研究思維，將時代斷限上溯至後漢三國，企圖由行政區劃角度切入，後論及軍政、統治決策與其他社會面向，希望能重新模塑出六朝的荊揚互動關係。 首先，兩漢荊、揚刺史部在疆域的劃置與分配上，具有高度南北發展不均的特質。漢末三國由於南北爭衡的背景因素，固有的州政中心成為軍事前線，長江兩側形成複數據點牽制的態勢，改寫過去州治的一元領導模式。爾後，東吳統合荊揚二州為一政治實體，對於原先漢代的格局進行調和，當朝的立國經驗遂為後續王朝所借鏡，而其建樹亦成為渠等良好的基石。 傳統上將王敦之亂概括為荊州世族的反動，忽略了江州建置予江左政局的影響，時武昌、尋陽兩大長江重鎮皆為江州轄區，對處於下游三吳地區的晉廷形成壓迫之勢，此乃原荊揚二州中間地帶獨立劃分後，均勢平衡崩壞的關鍵。中後期桓氏盤據長江中游，荊揚對立格局儼然成形，惟各時期荊州對朝廷態度不一，有仗勢要脅者，有合作禦外者，更有恃強篡代者。此處涉及中央皇權與地方軍權的協調和碰撞，文中將特別分析之。 宋武帝平桓楚代東晉，對地方州郡有諸多更張舉措，卻無可扭轉荊揚對立的慣性趨勢。孝武朝荊州裂解，固有軍政板塊遭到分化，南朝依傍長江的多元制衡形勢日益鮮明。後三國時期西魏併襄樊，扶植西梁於江陵，可視為傳統荊州板圖崩解的指標，又王琳附齊於湘郢之間，長江沿線成為三方角逐的舞台。此階段北方政權將影響力觸及長江，卻依然得由荊揚對立的角度進行審視。 綜合以上，荊揚對立格局初始基於行政區劃上的因襲，導致諸多摩擦，在六朝時期經過不斷的調整分化，企圖達成複數核心的區域均勢。廣義的荊揚之爭，富有漢文明在長江南岸逐步紮根的積極意義，同時被理解為王朝內部最主要的均勢制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