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時代老子學的發展與五種《老子》註釋書研究

Abstract

這本論文探討朝鮮時代五種《老子》註釋書。論文大致分成三個部分：第一，朝鮮時代的政治、歷史背景介紹。朝鮮王朝成它之初，始祖李成桂定程朱理學為國家主思想，而將其他思想視為「異端」，故接觸佛老的學者被加以「斯文亂賊」的罪名予以懲罰。 即使如此，朝鮮中、後期仍然有五本《老子》註釋書，即李珥（栗谷，1536~1584）所著的《醇言》、朴世堂（西溪，1629-1703） 所著的《新註道德經》、徐命膺（保晚齋， 1716-1787） 所著的《道德指歸》、李忠翊（椒園，1744-1816）所著的《椒園談老》、洪奭周（淵泉，1744-1842）所著的《訂老》。本論文第二部分即是關於這些作者和註釋書內容的研究。 論文的第三部分，主要在於討論以上五種《老子》註釋書的作者所滲有的個人學術背景及政治、社會思想。詳言之，這些註釋書出現年代為朝鮮中、後期，而當時朝鮮王朝經歷對內與對外的問題，就對內而言，國內黨爭激烈，且性理學內部出現只重形式而忽視實質的弊病。就對外而言，國家在經歷兩次外患後（壬辰倭亂，丙子胡亂），社會極為貧窮，而性理學無法解決此困境。因此，朝鮮中、後期學者，尤其是非主流黨派（少論）的學者，面對這些問題，逐漸提出脫離性理學，積極接觸佛、老、心學，甚至建立以實利中心的實學思想的思考。 栗谷面對東人與西人的黨爭，希望透過強調《老子》所言的「嗇」、「虛心」，重申「修己治人」的價值，以解消黨爭。然而，黨爭並未真正平息，且在對外關係上發生了兩亂，因此朴世堂、徐命膺及李忠翊更為開放地展開對《老子》的詮釋。朴世堂認為《老子》思想與性理學一樣包含形上學，而內容上亦反映原始儒學「文質彬彬」的觀點。徐命膺根據先天易學、象數學及內丹的養生論重新詮釋老子，並且透過王權強化，而在《道德指歸》中建立起「蕩平策」的基礎。李忠翊在《椒園談老》釋「無為」為「良知」、「赤子之心」，且將「相即」、「相因」等佛學概念引入《老子》而展開對有無論的討論。最後，洪奭周將《老子》所言的「道」視同性理學的「道」，用以矯治當時性理學過度觀念化的弊病，將性理學定義為對原始儒學之繼承，並抽離其中混雜的形上學、觀念性色彩。他在《訂老》上對「氣」、「神」的詮釋，反映了朝鮮後期除了有後朱子學派外，也有朱子學者投入實學思想的行伍之中。具言之，本論文以分析朝鮮朝老子學演變過程，以及其與實學發展的互動為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