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恐慌、卑辱與狂暴--庚子年前後的激烈心態

Abstract

1900年前夕瓜分風潮中種族滅絕與輕蔑貶損中國人的論述，帶給晚清士紳深層的焦慮──滅種恐慌與卑辱感。為了尋求這兩種情緒的出口，他們亟欲尋找生存與尊嚴的道路，可以說幾乎所有在晚清出現的激烈心態、言論與行動都與這兩種情緒相關。受到譚嗣同心力說與義和團事件的啟發，他們相信人的精神與意志，尤其是群眾的情感與情緒足以產生救國的力量。他們開始重視情感因素，甚至積極地創造群眾情緒的契機。在這樣的心理下，晚清出現許多烈士，烈士成為能夠激發情緒、號召群眾、凝聚社會的角色；晚清士紳追求的人格典範，開始從推己及人的「儒者」轉向捨己為人、犧牲奉獻的「俠士」與「烈士」。除此之外，他們發現「暴力」能夠達到他們所期望的事：軍事暴力同時捍衛國家安全與尊嚴，對自己或他人身體的暴力可以渲染群眾情緒，對現行制度與文化的暴力則預示著進化的美好未來。「暴力」原本是為了尋求生存與尊嚴的目標而存在，卻在過程中不斷自我極端化，使得晚清的激烈心態帶著極端與瘋狂的特質。 從論文中各個章節對於晚清世界觀轉變的觀察，可以看出晚清士紳走向激烈之路的心理狀態。在這個尋求生存與尊嚴的道路上，晚清士紳從自我否定的感覺出發，他們相信要擺脫滅種恐慌與卑辱，就要尋求國家的進化與強大，若是消極等待天演的運作，終將走上滅亡，因此國家的進化必須透過人的積極作為來完成。這份積極的作為是革命與破壞所帶來進化的可能，革命與破壞強調自我犧牲之道──犧牲生命，犧牲生活與傳統，犧牲現在以換取未來。因此，在激烈心態的內在脈絡中，人要靠自己的力量積極作為扭轉歷史，個人在社會中要懂得犧牲奉獻，那麼社會最終能夠透過革命與破壞完成進化，獲得最終的生存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