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社區治療制度之社會治理機能

Abstract

台灣於2007年大幅度修正後的精神衛生法，引進增訂了強制社區治療制度，並以最具爭議之預防性強制社區治療為其類型。台灣在精神醫學的發展上並未見有大規模的機構化現象，以及人權與反精神醫學的論述背景下，卻與美國走向了相同的規範趨勢。本文試圖自精神醫學做為社會治理工具的角度提供強制社區治療善意背後的省思，並嘗試觀察台灣在精神醫學的發展進程的獨立性與特殊性。 本文於第二章爬梳整理精神醫學發展，及法律系統對於該發展的回應，試圖探究對於強制社區治療此一新興強制治療規範制度於西方精神醫學治療技術發展上的脈絡、治療照護方式的轉向對於法律系統的刺激、其類型與實際規範制定應用，以呈現強制治療制度在美國的概略。本文認為美國的強制社區治療規範仍受有去機構化時期關於病患人權論述的影響，而對國家權力起著一定的限縮作用。然而，由於社區本質與強制性治療的衝突，使得原本即已顯得與強制住院治療格格不入的諸種病患權利，於強制社區治療制度上更顯其突兀與矛盾 第三章自精神醫療政策發展與立法介紹我國強制治療制度概略，以比較面對此一規範趨勢，台灣精神衛生法之修訂與美國之制度在規範上有何異同。經過概略比較強制治療的標準、病患程序權保障及執行方式，本文認為相較於美國強制治療規範，我國強制社區治療制度更顯其積極性格。 第四章整理關於強制治療的存廢論述，以Szasz為代表的反精神醫學學派所採建構論立場，以及接續著反反精神醫學後對於強制社區治療觀點間的論辯。相較於從所謂人權價值的視角觀察，本文第五章嘗試自精神醫學做為區分正常�不正常的社會治理工具視角觀之，試圖觀察其從強制住院至強制社區治療規範上勢力的擴張。並介紹我國精神衛生發展中的特殊事件，即對於龍發堂的處理，以期觀察精神醫學在台灣擴張之軌跡。本文認為，相對於強制住院制度，強制社區治療所生產出的將是更複雜的人性列表，最終，使得該制度成為精神醫學權力作為積極社會治理工具，於勢力上的擴張。更多精神病患將遭置於國家權力及法律規範的支配下，造成整個社會的精神病院化，人性製造機的高速運轉。 最後在台灣精神醫學發展的特殊性上，本文認為，龍發堂作為台灣精神醫學的邊緣性存在，自其遭收編歷史觀之，或可窺見台灣精神醫學權力的擴張軌跡。相較於美國強制治療呈現著自兩極化端點趨向中間折衝的發展軌跡，台灣卻是呈現一味擴張的痕跡。某程度上說明了在殊途同歸的規範趨勢下，我國的強制社區治療制度相較於美國，更具積極性格的原因。龍發堂在遭收編後，成為精神醫學體系中一個末端的棄置場，益發彰顯其中收容的精神疾患者，終其一生將被標示為不正常的個體。在台灣的精神醫學一元化擴張發展過程中，切斷了情感鍊，同時也使我們喪失了以群性作為一價值中立平台，於其上運作無論是憐憫或集團責任的機會，一個使我們得以正視自己本身的動物性，開展一個包容不完美的完美人性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