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租稅國思想與現代憲政國家

Abstract

租稅國家，為現代國家。熊彼特氏認為，現代國家之源起，乃在於現代意義之租稅概念，與現代意義之國家概念，相結合而成。從財政學的角度觀之，財政學意義之租稅國家，係指，「租稅」所具有之“共同報償性”（本質）與“非營利性”（界限），結合了「國家」之民主正當性而來。是以，租稅國家之建置原則，必須反映在上述「租稅目的」以及「國家目的」之兩個面向。就後者而言，指的是課稅目的之正當性，亦即課稅的公平原則；前者，指的是稅源的保持，亦即課稅的效率原則。另外，倘從憲法學的角度觀之，課稅的正當性，厥為租稅公平的實踐，透過量能平等原則的檢驗，作為確保；而稅源的保持，則是稅捐客體本體的保障問題，藉由比例原則的衡量，作為稅捐違憲審查的基準。

租稅國在歷史上的演進，可以說是一段對抗財政危機的過程。熊彼特氏認為，戰爭所引發的財政危機，並非租稅國內在結構上的危機，其解決之道，自可透過租稅之手段無疑；但是，租稅國有其真正出自內在的危機，就是一種人民基於過度膨脹的私利，轉而對國家需求日增，導致忽略了租稅國家的明確界限。從財政學之觀點分析之，因應戰時的耗費，財政支出的擴張，自屬必然，然而，戰後回復到平時的經濟，財政支出水準卻未隨之下降，則與租稅國本質的危機有關，但卻也是一種自由競爭經濟體制下的常態，面對此種預算漸增的效果，倘使用增稅的手段，則必須嚴守租稅之公平與效率。從憲法學的層次觀之，為因應戰爭的花費，基於共同緊急危難之避免，自符合公益之原則，增加人民財產權限制之增稅手段，應屬允當。惟，當重回平時經濟時，對人民財產權的限制，卻未隨之減少，則此部分的增稅，將面臨憲法正當性的挑戰，甚至有可能過度侵益，進而剝奪了財產權的本體。

租稅本身有其界限，而不容逾越。當國家產生異化，逾越了租稅的界限，則租稅國家將失去存立基礎。熊彼特氏認為，越過了課稅的界限，政府所每多一分的增稅，所象徵者，並非每多一分的稅收，反而只是生產力的減損一分。易言之，租稅國家的界限，乃在於國家目的逐漸反客為主，而濫用租稅之目的，導致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對調，前因與後果的脫勾。從財政學的觀點來看，倘借用拉弗曲線的理論──稅率與稅收的正比關係，將會因為達到一個最適頂點而終止，倘課徵的稅率，超越該頂點所對應之最適稅率，則稅收的量反而會減少──進而認為國家有一整體經濟負擔的稅負，過度課徵的結果，經濟的誘因將因而減損，反而可能流失稅源。從憲法學的角度觀之，國家基於公權力之課稅權，對於人民在社會經濟之私領域的經營成果，其所要求的分享，勢必不能過度，此即過度禁止原則的體現。透過Kirchhof的半數理論──認為，課稅權之範圍，必不能超過人民財產收益之半數，否則將與憲法保障財產私用性之理念有違──進而認為，比例原則在稅法領域的適用，必須具體地呈現出半數原則的意涵，以認清租稅國家的界限。

憲法第十九條之真義，乃在於揭示了我國係一採行租稅體制之國家。而採行租稅體制，象徵著國家之建置，應以租稅國家之建置原則為原則、租稅國家之界限，乃在於課稅須無損於市場上之經濟誘因。而透過憲法第十九條之立法，乃正式承認租稅國為我國憲法上之國體，並將租稅國與法治國相結合，透過法治國原則，落實租稅國家之體制。租稅之目的，在於支應公共之需求，其正當性，除了具有普通基本權之一般權源外，更擔當了國家建置基礎之根本權源；租稅之手段，除了必須等同普通基本權保障理論之適用外，更有因應租稅乃依附私經濟領域之本質上界限，而不得過度侵犯經濟理性之自由，其表現在財產權理論上，正是職業營業等經濟人人格發展之自由。是以，憲法十九條之規定，乃與憲法之國體有關，而別具重大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