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散文演變關鍵之研究

Abstract

本論文題目是「唐代散文演變關鍵之研究」。 唐代散文上承先秦兩漢散文的傳統，融合六朝駢文的優點，而開啟宋明清正統散文的寫作形式，直至於現代散文都可以發現其蹤跡和影響，這一直是文學史的大題目，也是無數學者研究的焦點。然而，對於唐代散文的研究，向來皆集中於「古文運動」之探討，或是專注於抉發韓愈和柳宗元等幾位傑出大文豪的成就，缺少全面的宏觀式研究，本論文即欲彌補此不足，嘗試從唐人使用文字的方式，整體考察唐代散文的演變關鍵。

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得自於王夢鷗先生〈漢魏六朝文體變遷之一考察〉一文的啟發，那就是「文體大變」的現象，不是一時之文或一人之文造成，而是須待某種寫法得到較多作者的採用而造成一時風尚，而推廣應用於其他諸科不同的文章上，那時才顯得「文體大變」。 基於王先生的啟發，筆者又體認到所謂「某種寫法」之所以成為風尚，必然與其時的文字使用狀況有密切關係。筆者所感興趣的是：到底整代的唐人使用散文的確實狀況是如何？改變之所以發生，一定是因為散文使用的情況發生改變了，所以自然需要發明一種新寫法、產生新文體來適應，而且因為行之者眾，成為普遍的風氣後，再加上個別突出的作者或者大文豪的參與創作，推波助瀾，於是，整個演變便發生了，足可以使我們分明觀察得到。 所以本論文中，筆者便擬出四方面探索唐代散文演變的關鍵，也就是探索造成唐代散文「新寫法」誕生的背後比較切近當時狀況的成因，分別是：諫諍傳統的影響、重史傳統的影響、應酬文字的盛行，以及士人「行卷」的風尚。這四方面涵蓋整個唐代散文使用狀況的政治方面，學術方面，社會方面，以及個人情志抒懷方面，如此便能比較完整把握住整個唐代散文的發展變化，也可以因此發現它不同於漢魏六朝，乃至於影響宋代以下散文發展的重要成就。這也是筆者認為，所以造成唐代散文表現最出色的文字──即諫諍文字、史傳文字、應酬文字和自作文字等四類文字──發達興盛的原因。 論文提到，貞觀時期諫諍之風的形成，對於唐代散文的演變有無比重要的影響，一般論者卻格於文學史的成說，以為初唐的文章皆浸染六朝的駢儷之習，無多改變，不知此時的諫諍文字對於「脫駢入散」的走向已經頗具規模和成績，形成唐人最早具有特色的「載道」之文。而且，由諫諍傳統而產生的「直言」作風，更影響唐代士人能言敢言、關心現實、針砭時政的特性，直接反映於文章之上的就是議理論政之文的發達。這種作風在初唐以下，經由前驅古文家的有意提倡，也遍及到各種文章體式，早在韓柳的古文運動產生前，就已經沛然成形，韓柳以及其以下的諸作者，不過使得這種「直言」的作風更加強直敢言，以至於辛辣尖刻，形式也更加多變而已。 而唐代重史傳統的形成，也始於貞觀年間，這不僅造成國家修史制度的完善，史官地位的提高，也使得唐代士人普遍懷有作史之志，以作史作為高尚其志與榮耀其身的表徵，史書文字的敘事手法、褒貶和實錄的精神，也因此深深浸潤到唐代散文之中，唐人不僅好作史傳，以補史之闕，更將史傳文字運用到碑誌、雜記等文體之中，促成史傳文字的多樣發展，進而造成虛構性的傳奇小說的誕生與獨立，而韓柳古文家又別創寓言式的史傳文字，或用以論世，或用以抒懷，乃至於成為批判現實而隱約其詞的晚唐諷刺雜文，都可以見到這種一線貫穿的脈絡。 此外，關於應酬文字和自作文字的形成，則是因為社會生活的需要和科舉考試的影響，不同於前面所說的諫諍文字和史傳文字是為肆應國家政治和學術需要而被動產生，而真正是基於唐人自身需求而主動產生的。這開始時當然都有某種社會性的功利目的，如以應酬文字來鬻文，或是以行卷來求知，但其結果卻造成新體文字的誕生，使後繼者不斷以文學藝術的手法提升其文學價值。 錢穆先生的〈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一文裏特別提到，韓柳以純文學風神氣韻的手法納入短篇散文如雜記、贈序等應酬文字，而在中國文學園地中，「增殖新苗，蔚成林藪」，形成後來所謂的「唐宋古文」是也。錢先生說法非常正確，啟發很多，本論文裏便加以鋪展出這背後整個社會性演變累積的成因，而不光只是強調韓柳二人平地一聲雷的改變而已。 另外，錢先生尚沒有注意到的而為唐人最特殊的文字是自作文字，也就是應行卷需要而產生的「雜文」，這也是「古文」最原始的創作原因。據筆者的觀察是，這種「古文」其原始基因正是自屈原〈離騷〉「感士不遇」的舒憤牢騷之文，這是一種呈現中國士人特殊心態的文字，在前朝除太史公《史記》之外，多以騷賦形式來表現，但在唐代，尤其從元結和韓愈開始，卻轉而以「古文」的形式表現，形成一種融合多種文學手法出入各種文體，甚至不避怪奇的「雜文」。這種「雜文」的寫法，在此後更植入到各種應酬文字或史傳文字中，成為一種富於文學陶寫與個人抒情色彩的文字。經由以上論述，可以對唐代散文演變與形成得到一個比較周全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