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論漢初的繼承制度

Abstract

繼承制度是法制史、家族史關切的基本問題，但以往受限於材料，討論多集中於唐宋以下，無法盡窺歷史發展的變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出土適足填補此一空缺。本文即以《二年律令》為主要材料，探討漢代初年的爵位繼承、戶主繼承及財產繼承制度。 爵位繼承方面，二十等爵制是否具有繼承的性質，學者多傾向否定態度；《二年律令》證實爵位得以繼承，繼承條件與封建爵制相較卻異常嚴格，展現傳之無窮與及身而止之間的折衷平衡。唯一例外是為國犧牲之時，基於功賞相長、獎勵效死、撫卹家屬等爵制精神，給予爵位繼承優待。 戶主繼承方面，《二年律令》對於戶主繼承次序作出詳盡規範，顯示戶主並非只是戶內推派之代表而已，亦與唐代以下戶主必以家長為之有別。由於田宅以戶為單位名有，戶主為田宅所有者，戶主繼承之重要性應在戶內田宅之繼承，尤其當沒有遺囑另作處分之時，戶主繼承者即田宅的優先繼承者。 財產繼承方面，由於《二年律令》中各級身分可名有之田宅有別，田宅之繼承受制於身分。然而在此一限制內，生前析產或死後遺囑分配均有相當的自由性，是故隨著田宅制度的鬆脫，繼承越發具有操作空間。田宅以外其它動產之繼承，則更不設限。諸子均分財產在此時雖見端倪，尚未成為支配性的原則。 此外，婦女亦具有繼承權利，婦女繼承爵位僅限於極少數情況，婦女繼承戶主及財產則相對普遍。《二年律令》中婦女甚可先於男子繼承戶主身分，乃後世所難以想像的情況；然而當婦女為戶主時權利受到重重限制，顯示以婦女為戶主具有權宜性的特質，將財產保留於父系家族仍是念茲在茲的關懷。 《二年律令》中的繼承制度，與後世中國社會相較，顯得別具特色：第一，後世繼承以諸子均分為原則，諸子共同地、平等地成為繼承人，漢初社會卻具有設置單獨繼承人的習慣；單獨繼承人不僅是爵位或戶主身分的繼承者，由於財產繼承在一定程度上附屬於身分繼承，也是財產的主要繼承者。此一習慣或許是去古未遠影響所及，惟封建時代僅有封君需要設置單一繼承人，秦漢則普及於民間百姓。第二，後世無論爵、戶或財產繼承，均以祭祀繼承為依歸，具備祭祀權者即具備繼承資格，反之則否；漢初卻無此特色，爵、戶或財產繼承僅是單純職位的繼承、權利的繼承。因此婦女可為繼承者、長輩亦可為繼承者，對繼承權利之規範反映軍國主義國家的特殊關懷，援禮入律尚非考量重心所在。 本文對於《二年律令》中的繼承制度，以及身分制度、田宅制度、家戶制度的研究，均顯示漢初社會具有強烈的過渡性質。一方面古典要素以不同形式頑強存留，一方面儒家經典尚未取的支配地位，傳統體制仍在發展醞釀階段。欲探究由古典封建到傳統郡縣的變化如何發生，此乃無可忽視的重要環節，《二年律令》材料的特質與價值，亦應於此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