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與犯人：台灣百年來吸毒者的軌跡

Abstract

「所有的藥物均為毒物，用以區隔藥物與毒物的標準是劑量」，毒理學之父Paracelsus曾如此說。這段文字卻精確地點出，中國歷史上鴉片的意義。從藥品到商品，從商品到管制品，吸食鴉片的人從消費者變成犯人，又因為國家法體制的改變，兼具有病人的身份。這一切的起源皆因為國家法體制與國家政策的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切入點，換言之，管制的方式多元，然而因為統治手法而異其規定。 以台灣為主體而言，二次戰後台灣承繼的是原本施行於中國大陸、由國民政府主導的法制，但是同時，台灣的人民已經經歷五十年的日本西式法統治，這兩者間的承繼或是落差，在管制品政策這一塊領域上，最能看出國家統治力與人民間的法律與社會關係。 欲探討國民政府的法體制，不能不從清末的改革，甚至是傳統中國法出發。欲探討戰後的臺灣人民，則不能不從日治臺灣社會探討。兩者緊緊相關。 從清末到民國時代中國，統治者在禁煙手段上經歷了傳統中國法到現代西方法的變革，鴉片吸食者的意義從「實質上的病人」，轉變成「傳統中國法意義下的犯人」，這種「犯人」身份的取得，並沒有特定的危害原因，隨者統治者主觀的認定，或對於當時的鴉片吸食者在社會造成的影響，或為治安上因素，或為經濟因為，或為國力因素。隨著國家採用西方式的法律制度，鴉片吸食者轉而成為「西方刑事法意義的犯人」，然而，西方刑法的處罰除了確立鴉片吸食的危害性，國家漸漸發現刑罰所帶來的效果有限，鴉片吸食所附隨的是難以戒治的成癮行為，僅由刑罰並無法改善，故有戒治的概念。戒治是一種「治療」的概念，既曰治療，表示具有疾病的成分，不過這種疾病又具有國家主觀認定的成分，換言之，疾病不同於其他因自身器官損害所造成者，國家既然已經認定了吸食鴉片是一種國家禁止的疾病，而且有急迫改善的特性，則由國家主導執行的戒治制度，從中國法到西方法的過程中，可以明確看出這兩者的關係。 民國時代的統治者，「承繼」了傳統中國對於鴉片吸食為犯人和病人的認定，只是用另一個法制度「革新」了這個犯人的內涵，並且強行戒治這個病人。於是，中國的鴉片吸食者，在身份上，從「實質上的病人」，成為「傳統中國法意義下的犯人」，並漸漸轉型成「兼具傳統中國法意義下的犯人與形式上病人」；某一天進入了民國年代，一個新的統治者再度賦予他「西方刑事法意義的犯人與形式上病人」的身份，並且被告知必須強制治療。一個禁煙過程，統治者有政策上的承繼或是變革，但是，被統治者永遠是無法決定那個承繼或變革內涵的人，他只能隨著不同統治者、不同法規範，搖擺或屈服。 鴉片的吸食，究竟是犯罪，抑或患病？不同的統治者、不同的刑事政策，給予我們不同的答案。國民政府的法規範之後帶到了台灣，一群已漸漸對鴉片陌生的民眾，要怎麼面對？又或者應該說，這個來到新地方的統治者，該如何應變以尋找他所認知的犯人？ 戰後的台灣，統治者面對陌生的台灣人民，不斷以特別法規作為規範依據。但是，特別法規與原本普通法間的關係為何？取代之或補充之？原有的普通法規範是否仍有存在必要？ 在此，不但涉及對於現行法規的時代性與有效性存疑，並且試圖探討對於統治者的修法建議。1998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正式在修法理由中承認吸毒者的病人地位傾向，但是，相關的配套措施是否包含這樣的取向設計？以及面對監獄管理中因毒品犯罪的犯人數量漸超越負荷的情況下，現行司法是否應有修改的必要？是否符合刑罰理論的思考脈絡？皆為筆者所試圖努力的方向。

The Status of Patent and Priso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