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事件核心記者的生命故事

Abstract

1994年自立報系經營權轉移，引發「自立事件」。自立工會和部分記者發起連串抗爭，爭取員工勞動權益和保障編輯獨立自主，將整起抗爭提升至新聞自主運動。本研究關心，為何在普遍較缺乏勞動意識和團結能量的記者圈，這群《自立》記者願意挺身而出，主導自立事件？他們是什麼樣的記者？他們的專業意理為何？何以優惠離職金爭取成功，但有關編採自主的「編輯室公約」卻失敗？自立事件後，他們又做出什麼職業生涯選擇？ 本研究選擇自立事件七位運動主力記者為研究對象，以生命史研究法，透過文獻分析和深度訪談，建構出他們的職業生涯圖像。研究發現，這群《自立》記者受到「社會情勢」和「教育經歷」的影響，形塑不同的專業意理：傾向「鼓吹型」和「解釋型」記者。 傾向鼓吹者自我定義為某群人發聲，與受訪者互動密切，報導上多以人物側寫為主；解釋型記者多為新聞科系畢業，強調觀察、紀錄角色而非運動者。他們常以調查報導、專題來分析事實、解釋現況、提出意見，並且和受訪者保持距離，避免涉入新聞事件。但兩群記者皆關懷弱勢，不獨厚官方消息，非鼓吹型記者實際上是介於客觀中立和鼓吹者之間。 性格加上專業意理，使得他們勞動意識和抗爭意識非常高，願意站出來主導運動。他們各自角色不同，也都從自立事件抗爭經驗學習。有的人是勞動意識更強化，持續在不同媒體推動工會；有的人則是致力於媒體改革，投身記協或媒體專業組織，推動記者專業訓練。 不同的專業意理，以及社會與媒體環境提供的機會和限制，影響他們的職業生涯。傾向鼓吹型記者認為《自立》難尋，加上政治機會結構開放，雙重誘因使他們離開新聞界，在公部門、社運與媒體來回；解釋型記者則仍希望在媒體界發展，根據關懷核心與機會，在有限的選項中擺盪不同媒體。 政治鬥爭造成媒體政治立場掛帥，加上商業考量主導新聞價值，使得這群記者的挫折感和無力感越來越深。有人不滿商業媒體，轉而到公視期望減低非專業干擾，有的人則繼續在商業媒體發展，有人失望而決定轉換跑道。留在媒體的記者，仍持續專精在原先關懷領域。 透過這群《自立》記者生命故事，本研究發現個人生命、組織和環境這三大因素並非截然可以劃分，在人的生命歷程中展現錯綜複雜的影響力量。儘管個人主觀意志可以決定自己要走的路，但是大環境提供的機會與限制，有時候更勝於個人主觀意願。本研究建議透過分享生命經歷、教育、媒體組織等，幫助個人自覺與凝聚團體力量，期待從內而外，改善媒體環境與新聞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