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末期台灣戰時法體制之研究：從戰時經濟統制邁向「準內地」

Abstract

1895年，台灣成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開啟了長達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時期；在日本統治的最後八年，也就是1937年至1945年，台灣被日本帝國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狂潮中。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爭型態丕變為需要動員大量人力、物力以作為後援的總動員戰。1930年代開始，日本積極的對外作戰，伴隨而來的是整個國家體制配合戰局而做變動。尤其自1938年蘆溝橋事變後，中日戰爭爆發，正式進入戰爭時期。做為日本帝國之一部分，戰爭對於台灣的影響，除了管制的越發嚴格、生活地越加艱辛；同時，為求日本全國的動員，也加速了台灣「日本化」的腳步。 本文即嘗試從法律面的角度切入，透過文獻及當時檔案之回顧，已瞭解戰時法體制之特殊之處，以及確認其因而產生「內外地一元化」的趨勢。 因之，第二章「戰時法體制生成之背景」，先就日本對台統治政策做研究，從容許台灣的特殊性到逐步走向同化，法制上的改變則是從六三法體制到法三號體制。而1930年代起，日本右翼勢力及軍部的崛起，為總動員體制的施行鋪路，最後中日戰爭爆發後，進入正式戰時法體制。在台灣，總動員體制的成形，也搭配著軍部的抬頭。最後，在戰爭體制下，台灣人民從精神面、軍事面、經濟面，無一不被動員。 第三章「跨進戰爭動員體制之台灣法制」，在瞭解了戰時法體制生成的背景之後，本章則開始探討戰時法體制之法規範面。首先，1938年的國家總動員法代表著「戰時法體制」的正式確立，其吸收了臨時資金調整法及輸出入品等臨時措置法，建立了一套完整之經濟管制法規。其他相關規範，如米穀之管制、教育、思想管控，在此時也逐一加強。而「內外地法之一元化」，從形式上來看，台灣與日本內地所施行的戰時法律幾乎相同，甚至依國家總動員法所制定之勅令更是直接大量地適用於台灣；從法的內容上，透過徵兵、國民學校令、治安維持法等，試圖將台灣人從精神、思想上轉化為與日本內地相同。 第四章「行政體系之因應」，則討論戰時法體制在行政體系中是如何運作。其中，配合總動員體制，日本內地中央政府所做的組織改革，同樣影響到台灣，特別是1942年後所主張之「內外地一元化」，使台灣取得了「新的內地」或「準內地」的象徵意義。除官方機關之外，民間的統制團體，以及皇民奉公會，皆是輔助總動員體制運作之重要組織。 第五章「戰時法規在警察體系與司法體系之實踐」，則是希望探討戰時法規實際運作的情形與對人民的影響。首先從最基層的警察，來瞭解戰時法在廣義的執法體系中是如何被實踐。討論的對象為經濟警察、思想警察。接著司法體系中，亦即在法院層級，戰時法規又是如何被實現，則透過犯罪統計及判決原本，來一窺其情形。可以瞭解戰爭時期創造了大量的經濟犯罪人數，造成了台灣第二大的犯罪人口；也象徵著戰時法規的高強度執行，真的被貫徹而滲透到人民的生活之中。 因此，「日本化」已不只停留在概念之中，而是透過戰時法規的施行，加速其推行的腳步，真實存在於台灣人民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