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郭象《莊子注》詮釋方法的反思

Abstract

郭象《莊子注》是歷來詮釋《莊子》的重要依據，然而《莊子注》問世後，學界逐漸有人指出：郭象與莊子有所歧異，於是郭象《莊子注》也就成為一部爭議性極大的注解書。 郭象以後的學術界，往往認為《莊子》與《莊子注》不盡相同，並以「不同」為根據來判定郭象的《莊子注》扭曲了《莊子》的文章原意。對《莊子注》如此的認知，似乎已成為學界的共識，也就是一件毋庸質疑的事實。郭象溢出莊子的範疇之外，只著重個人思想之自由發揮，以這種命題出發時，自然容易讓人以為郭象的詮釋態度過於主觀或武斷，甚至於犧牲莊子來建立自己個人的表演舞台。同時也就不免容易從而進一步地判斷，郭象所處學術界的治學態度，也都不夠嚴謹而流於放蕩。有關郭象其人與其時代如此的瞭解，其實也與「《莊子注》不同於《莊子》」這種基本認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是，如果稍微跳開如此慣用的思考模式，試圖從那已定形的框框之外面來思考時，或許會發現，「郭象不同於莊子」、「郭象扭曲莊子」這種認知，未必如此可靠或絕對的。也就是說，這種認知與見解還能讓我們擁有一些反思與檢討的空間。 以另一個角度來看，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只要其所存活的時空背景不一，理解型態亦將有所別異，這本是一件極為自然之事。那麼，郭象之後的學術界為何如此看重郭象與莊子間的「不同」？我們似乎可以從而瞭解學術界對注解書的某種期待與要求，也就是說，對注解書預設有「以同為優，以異為劣」的價值判斷。然而什麼是「同」？什麼是「不同」？它們的定義為何？又，這種定義，即界定為同與非同的標準，是否只有一種呢？ 從詮釋者身分來看時，郭象與郭象之後的學術界面對《莊子》是「平等」的。因而也難以成立對《莊子》的理解，孰比孰更接近、或孰比孰更遠離如此的說法。如果考量到如何界定同與非同，並沒有一定的標準，那麼，以何種詮釋為符合莊意、以何種詮釋為不符合莊意，這也只能代表在相對關係上的某一種判斷，而並非能代表絕對真理。 由此，在討論中本文便提出一假設：郭象與其後的學術界，兩者對「同」、「不同」所持的標準、定義恐怕有異。換言之，在何種層面上揭示「同」，才算是較為優好的詮釋，兩者對此的看法恐未一致。（例如，有人注重文字上的「同」；有人重視義理上的「同」；然而在文字上所揭示的「同」，未必在義理上也能「同」；在義理上所揭示的「同」，未必在文字上也能「同」。）若以此一假設出發，似乎可以進而判斷：「郭象不同於莊子」這種認知，也只不過是對「同」、「不同」所持某種特定的定義所引導出的結論而已，根本不代表絕對的事實。從相反的角度來看此事，便可以說，以郭象所持的定義來看《莊子》與《莊子注》時，兩者間也許並不存在任何歧異。我們似乎可以從而再進一步地判定：郭象之後的學術界認為郭象《注》不符合莊意，甚至否定莊子本意，其成因皆在於郭象與其後的學術界，二者對詮釋的觀點和方法上有所歧異。 基於以上的假設與推論，本文主要論證：（一）郭象之後的學術界所指出的郭象《注》與《莊子》之間的差異，僅僅來自於字面上的不同。也就是說，學術界之所以認為郭象《注》不符合莊子思想，其主要原因即在於：《莊子注》所運用的文字，在邏輯上恰恰與《莊子》是矛盾的。（二）透過仔細閱讀以考掘郭象《注》不同於其後學術界的詮釋方法，郭象所揭示的「同」，在其後學者的眼裡卻是「不同」；從而進一步判斷，郭象的詮釋方法有別於其後的學者。 然而需要補充表明的是，本文並非否認在各種詮釋上有所優劣之差，也就是說，即承認讀者在詮釋某一部作品時，必會產生所謂的本質性把握與非本質性把握之別。因而也不同意把任何詮釋一律視為優、或一律視為劣，從而取消客觀尺度的存在性。然而同時必須強調的是，作為一個詮釋身份者而言，無論是郭象或其後的學者，都不可能以自己的詮釋標準來取代這個尺度。由此來看，郭象之後的學者，事實上根本就無法判定郭象與莊子到底是同，還是不同，因為他們並不能成為客觀尺度的體現者。雖然如此，「扭曲莊意」、「個人思想的表現」等這些所佔主流的一般瞭解，卻都成立於「郭象不同於莊子」的基本認知上。其實，若以「不同」這一相對性的認知出發，那些負面的諸評價也便極為自然地成立了。但是，其所成立的依據，畢竟只是個一種認知，而不是絕對的事實。此事會告訴我們的是，這裡還保留有值得反思與檢討的空間。 總而言之，本文認為：郭象以他的角度，試圖接近《莊子》；郭象之後的學術界則是各自以他們的角度，試圖瞭解《莊子》；只因為對「同」與「不同」所持定義有別，故而郭象之後的學術界便極為自然地判斷：「郭象不同於莊子」，同時也無法認同郭象的詮釋。從如上的見解，本文便著重「同」、「不同」標準的相對性，針對「反郭象」立場者對《莊子注》的詮釋態度、方法，以及其所後設的思路等，加以批評性的分析討論，以試尋索郭象與其後學者兩者在詮釋方法上的差異所帶給彼此的啟示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