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決策與性別過程：以台灣318占領行動中的學生動員為例（2014）

Abstract

318占領立法院行動作為二次政黨輪替以來的「中國因素」一系列社會運動中，規模最大、囊括最多社會運動團體與學生組織共同合作，也是三十年來衝突程度最高的抗爭行動。本篇以圈內人（insider）觀點，透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的資料，以歷史方法還原運動中的學生動員及其內部決策、發展的動態過程，從成功占領立法院、行政院事件、結束占領行動等三個事件做為轉捩點（critical point），開展本文的三個主要論點。 （一）運動內部決策模式的選擇，並非由動員結構或動員方式決定。運動核心及其所屬運動網絡中，對於運動內部民主、決策模式的一套文化想像，才能有效解釋現場決策過程中，運動者為何共同選擇特定決策模式、組織形式及領導型態的關鍵。（二）在混亂且高風險的占領行動現場，在組織形式、決策模式、領導型態的選擇，是環環相扣的，秘密動員的高風險行動，致使運動中領導型態、組織形式的選擇變得有限。（三）保守性別秩序的再製：在抗爭策略的選擇、決策權力與資訊的傳遞上，造成女性弱勢的處境，抗爭的日常生活空間、對女性身體的刻版印象、言談風格的重重限制等，不利於女性於抗爭中的參與。 綜結本文，一個以民主價值為號召的運動，在運動內部民主的實踐若難以對弱勢者有足夠的尊重、包容，雖達成部分運動訴求，對於民主文化深化的影響仍然有限。以上種種關於運動內部民主的討論，同時也是對性別弱勢者處境的關照出發的，因為性別弱勢者所能享有的空間與決策權，便是民主所能保障的空間，就這個意義而言，運動內部民主本身就蘊含著性別平等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