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水相逢——台灣瓶裝水市場的出現與發展

Abstract

從1970年代以前的少數人消費的高級舶來品，到今日已成為多數人可負擔且普遍的瓶裝水商品。瓶裝水既是多數人可消費的尋常商品，又是具有身分區隔意義的象徵，瓶裝水市場的發展過程令許多人好奇。但許多人僅以經濟發展、國民所得提升，或是環境汙染、健康意識興起等直觀的說法解釋之。基於對這些未經實際考察的粗略解釋的懷疑，我透過經濟社會學等理論視角，蒐集資料，企圖做出較為嚴謹的說明。 本文以經濟社會學、科技與社會、風險社會學等觀點深入討論台灣瓶裝水市場的出現、穩定及發展的過程，試圖於二、三、四章分別回答三個研究問題：台灣瓶裝水市場出現及穩定的過程為何？瓶裝水廠商以何種策略擴大瓶裝水市場中的需求？以及，國家與民間逐漸趨向主張瓶裝水減量，公共網絡是否提供足夠支持？分別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法、內容分析法、田野觀察法蒐集資料解答問題。 研究發現如下： 一、 1980年代末期瑕疵品頻傳造成台灣瓶裝水市場危機，傳出廠商營收下降、甚至關廠的消息，為保護自身健康安全的消費大眾、以及為維護自身信譽的廠商紛要求國家制定相關市場及產品規範。國家官僚、專家學者、廠商、消費者等行動者在國家政策領域中因其立場各異而有不同的意見及主張，其中包括三大爭議點，即水源、礦物質含量、生菌數等規定的內容。在政策協商過程中，廠商於生菌量爭議援引「天然」來擺脫限制，但對照其於水源爭議爭取「人工」抽取來看，顯然有些不合邏輯之處，但卻獲得政策支持。由此可推知，廠商主要考量之處是其生存能力，而國家決策也偏向考量廠商存活條件。國家官僚在水源爭議初援引外國法規主張自然湧出，但廠商不同意而妥協允其人工抽取。但在生菌量爭議卻成功援引外國規定取消生菌規定。同樣是外國規定，卻是任意的決定用不用，其中與國內廠商立場的偏頗大有關係。在三點爭議中，消費者代表的意見皆未納入決策，決策明顯偏向鬆綁對廠商的限制。此與國家傾向促進經濟市場及產業發展有相當關係。 二、 在瓶裝水商品化過程中，廠商是創造需求的積極行動者。台灣的瓶裝水相較於進口瓶裝水更大部分地以科學及醫療化的語言訴求瓶裝水產品對健康的促進作用。廠商除了援用既有的健康知識外，並可能參與了教育消費者的過程，甚而可能深化消費者對飲水及健康關係的覺知與常識。廠商在此成為知識詮釋與散布的專家。在風險社會中，專家間的說法很可能會出現不一致的情況，從台灣瓶裝水市場為案例來看，儘管廠商訴求偶有矛盾出現，消費者面臨的是一個抉擇與信任的過程，而不是全然的否定。 三、 在諸多可能減少瓶裝水的方法中，自備水壺或杯具目前已受到國家的鼓勵及許多民眾的參與，是目前瓶裝水減量最可行的方法。同時我認為國家設置公共飲水設備是落實此項方法的重要配套措施。因此我實地考察台北地區公共飲水設備設置情形。結果發現公共飲水設備與便利商店及販賣機的設置數量比例懸殊，且缺乏社會技術網絡概念，設計不佳，無法妥善連結人與飲水設施。自備杯具飲水的效用有限。可能原因為法規缺乏對飲水設施數量上的要求，在公共空間規畫上沒有將設置公共飲水設備列入例行性的考量，以及公共飲水設備設置成本較飲料販賣機與便利商店為高—如設置飲料販賣機與便利商店，場所管理者可以有租金收入。2010年初行政院院會通過「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草案」，擬規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鐵路車站、航空站、捷運交會轉乘站及百貨公司等應設置哺(集)乳室，並有明顯標示」，如此成本浩大的設置哺乳室工程都能夠強制規定，更何況小小一台飲水機，要求公共空間設置一定飲水設備數量及標示位置的法規亦應可行。 台灣瓶裝水市場發展至今已相當蓬勃，除了可能產生的環境問題之外，國營自來水公司也開始包裝販售自來水，不僅與其公共責任有違，也與國家提倡瓶裝水減量的目標背道而馳。我認為瓶裝水的商業價值不應凌駕於公民權利，廠商對國家政策及消費者具有如此龐大影響力，足見經濟與商業邏輯的強勢，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