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勞工階級的孩童照顧安排與養育風格

Abstract

如何養育孩童成為目前台灣社會關注的議題，但多數人都忽視了養育的經驗會隨著父母的社會為置有所差異。台灣近年來已有許多文獻探討母職或親職的實作與認同，但仍多集中在中產階級漢人家庭的經驗。本研究以參與觀察為主，訪談為輔，從五個家庭生活來探討勞工階級的養育風格。 論文的第一部份，透過分析家庭內部的協力網絡來瞭解每個家庭的日常生活運作。在家庭內部的協力網絡裡，母親為主要的養育工作主導者和分配者。阿嬤的養育工作多寡取決於和母親之間的關係。當婆媳同住時，奶奶處理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家務工作和接送孩童。即便母親和外婆的養育觀念不合，基於信賴感，外婆偶爾會扮演主要養育者的角色。即便是單親家庭，奶奶便成為替代性的母親。父親僅在阿嬤或母親無法處理孩童的情況下，才會適時得支援女性的育兒工作。勞工階級的父親以被動支援的角色從旁觀望母親的家務責任。這些勞工階級母親不僅須分攤家中沈重的經濟壓力，又需要主導育兒工作。依循過往的傳統性別分工原則，使得勞工階級的母親位居在階級和性別雙重結構下的弱勢位置。 第二部分則分析孩童的日常生活安排。不論在休閒安排、學業或管教上，這群父母均是採取省錢省事省時的養育風格來安排孩童的日常生活。在休閒活動上，父母訴諸於讓孩童自然長大的理念—作越少的安排讓孩童自行發展。這背後的隱憂，則是經濟資本的窘困無法給予孩童太多的活動安排。在省錢的前提下，這群母親很容易順從孩童想去哪裡玩的決定，因為這是最省事的作法。在基本學習上，母親也以快速解答的方式來指導孩童的課業。當孩童有品行問題時，這群勞工階級的母親以立即性的肉體懲罰和精神嚇阻來管教孩童—這是最省時省事的方法來解決孩童的問題。這種養育風格所造成的結果是自我限制感。這群勞工階級的孩童的口語表達有限，與大人互動肢體僵硬且不自主低頭。這樣的慣習，連結至勞工文化裡，即是種服從權威的態度。 最後一部分則是探討家庭外部的協力網絡。這些勞工階級母親深知自己的文化資本不足，因而想動用各種策略來試圖換取增進孩童文化資本的機會。最明顯的例子，即是母親努力賺錢送孩童到安親班—以經濟資本來試圖換取孩童未來取得好文憑的機會。當新住民母親缺乏在地的文化資本，因而沒有能力指導孩童功課。她們安排孩童上安親班，新住民母親賺錢以經濟資本來換取正確指導孩童課業的文化資本，期盼孩童未來可能得到好的文憑。這樣的資本再轉換策略顯示出，勞工階級母親企圖透過經濟資本向安親班換取孩童得到正確的學業指導的文化資本，來進一步改變孩童未來的社會位置，破除階級再生產的可能。另外一種資本再轉換的策略，則是以親師關係的社會資本來換取解決孩童養育問題的文化資本。這群勞工階級母親沒有足夠的文化資本，透過噓寒問暖和協助老師看顧孩童的形式，她們與學校老師建立起穩固的親師關係，累積自身的社會資本。由於這群母親缺乏知識，當遇到孩童身心或品行問題時，親師關係的社會資本便轉換成以學校老師的文化資本來解決養育困境。透過這樣的資本再轉換策略，母親得以解決孩童的養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