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臺灣新文學婚戀主題小說中的「厭女」分析

Abstract

日治時期的性別論述，以男性知識分子為生產主體，在解放殖民地的終極目標下被創造出來，婚姻與戀愛被提出時往往緊密結合，不僅作為婦女解放言論的重要課題，也背負了國族建構的沉重任務。聚焦於日治臺灣，分析戀愛論述及其相關作品裡女性形象的研究已所在多有，但過往評論不乏對文本所呈現出的性別關係過度樂觀之詮釋。即便是對前述現象有不同看法，以批判立場分析文本性別關係的前行研究，雖然指出了女性在啟蒙論述中，被男性新知識分子所編排的工具性位置，抑或對文學作品中女性形象再現時流於刻板、單一的描繪手法，都有一定程度的發現與闡析，然而對於創作背後的書寫者──男性新知識分子──卻往往被視為一疆界完整、固定不再變動的整體，也忽略了小說創作中男性人物藉由女性來進行主體建構的普遍現象。 本文認為，日本社會學家上野千鶴子所提出對「厭女（女ぎらい）」機制的探討方式與觀點，能夠援引作為探討男性作家與其筆下女性角色連動關係的工具，來分析小說背後他們的「內心世界」，絕不只是關懷殖民地命運這麼簡單。更進而指出貫串其中相似的性別現象：女性角色的存在意義在於能否成為男性主人翁主體建構所憑藉的他者，抑或是作家個人慾望投射與理念承載的客體；男性角色則是具有能動性的男主人翁，尋求連結建立與同性集團認可的目標對象，也就是形成一個由結盟男性所組成的同性社交共同體。「厭女」心態的運作目的，是為了保證男性連結的順利成立。 本論文的文本研究範圍將分為兩部分：一是分析日治時期傳統文人以當時社會大量出現的職業女性為觀察對象，所創作之漢詩文作品；二是本文所主要討論的三零年代婚戀主題小說。第三章中，藉由對〈落蕾〉、《暖流寒流》兩篇小說所展現的空間移動路徑，可以看見留學作為一地方知識青年成為新知識分子的主體建構工程，往往將女性排拒在這樣的賦能歷程之外，而當女性突破這樣的限制時可能遭致懲罰。被男主人翁拋棄於故鄉的女性，則分別象徵了男主人翁面對成為阻礙而必須割捨的鄉土現實，既眷戀又厭惡，一體兩面的兩種不同情感。在第四章所探討的《命運難違》裡，作為新知識分子男主人翁婚戀對象的女性角色，都是用來具象化男性評選婚配對象資格條件的各色範本。其中，藉由鳳鶯一角的分析，可以清楚看見原本代表女性自主、具備解放意涵的「新女性」被父權社會收編為現代外表妝點下、具備傳統女性內在的理想妻子面貌。第五章的〈婚約奇譚〉裡，作者塑造了當女性不受操控而展現自主性時，不知如何自處的挫敗男性之「厭女」。更藉由男性共同體的崩壞提醒讀者，男性意識優先於改革理念將導致的主體性危機。

During Japanese ruling period in Taiwan, the gender discourse that created for the aim of liberation of colony by new intellectuals was interwoven with love and marriage issues closely. Previous studies focusing on Taiwan New Literature have pointed out that male writers used to treat female characters as instrumental objects to advocacy their political agenda in the novels so that the female images presented in their works were usually rigid. However, the processes of male protagonists’ subject construction are often overlooked. Also, the issue of male bonding between male protagonists and other male characters is rarely discussed carefully. Therefore, this thesis suggests that “Misogyny” theory proposed by Ueno Chizuko, the feminist sociologist in Japan, can be useful for analyzing the gender representations in these novels about love and marriage in the 193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