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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TU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Repository
  2. 法律學院
  3. 法律學系
請用此 Handle URI 來引用此文件: http://tdr.lib.ntu.edu.tw/jspui/handle/123456789/94680
完整後設資料紀錄
DC 欄位值語言
dc.contributor.advisor陳韻如zh_TW
dc.contributor.advisorYun-Ru Chenen
dc.contributor.author周怡廷zh_TW
dc.contributor.authorYi-Ting Chouen
dc.date.accessioned2024-08-16T17:29:16Z-
dc.date.available2024-08-17-
dc.date.copyright2024-08-16-
dc.date.issued2024-
dc.date.submitted2024-08-12-
dc.identifier.citation中文部分(按姓氏筆畫排序)
(一)一般書籍
(清)沈之奇,懷效鋒、李俊(編)(2000),《大清律輯註》,法律出版社。
毛立平(2023),《清代下層女性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汎森、陳國棟、李孝悌(編)(2004),《俗文學叢刊》,366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與新文豐書局。
王泰升(1997),《臺灣法律史的建立》,自刊。
王泰升(2006),《臺灣法律史的建立》,修訂2版,自刊。
王泰升(2010),《具有歷史思維的法學:結合臺灣法律社會史與法律論證》,元照。
王泰升(2014),《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聯經。
王泰升(2017),《臺灣法律史概論》,元照。
王泰升(2022),《建構臺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史尚寬(1964),《親屬法論》,自刊。
司法行政部(編)(1976),《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料彙編(上)》。
司法行政部(編)(1976),《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料彙編(下)》。
吳岐(1947),《中國親屬法原理》,中國文化服務社。
李宜琛(1944),《現行繼承法論》,商務印書館。
沈靜萍(2015),《多元鑲嵌的臺灣日治時期家族法—從日治法院判決探討國家法律對臺灣人之家及女性法律地位之改造》,元照。
卓意雯(1993),《清代臺灣婦女的生活》,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林侑儒(2020),《大清律例「妻妾毆夫」條之規範分析與司法實踐》,元照。
胡長清(1936),《中國民法親屬論》,修訂3版,商務印書館。
高鳳仙(2005),《親屬法—理論與實務》,修訂5版,五南。
曹傑(1946),《中國民法親屬論》,修訂2版,會文堂新記書局。
陳宗蕃(1947),《親屬法通論》,世界書局。
陳若璋、李瑞玲(1988),《婦女硏究報告第3輯》,台大人口硏究中心婦女硏究室。
陳惠馨(2006),《傳統個人、家庭、婚姻與國家—中國法制史研究方法》,五南。
陳惠馨(2008),《法律敘事、性別與婚姻》,元照。
陳惠馨(2016),《民法親屬編—理論與實務》,元照。
陳棋炎(1957),《民法親屬》,修訂3版,三民。
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1987),《民法親屬新論》,三民。
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2008),《民法親屬新論》,修訂7版,三民。
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2022),《民法親屬新論》,修訂16版,三民。
陳顧遠(1954),《民法親屬實用》,修訂4版,大東書局。
陶彙曾(1933),《民法親屬論》,上海法學編譯社。
黃右昌(1946),《民法親屬釋義》,會文堂新記書局。
黃源盛(1998),《中國傳統法制與思想》,五南。
黃源盛(2000),《民初法律變遷與裁判(1912-1928)》,國立政治大學。
黃源盛(編)(2012),《大理院民事判例輯存─親屬編(下)》,犁齋社。
楊幼炯(1936),《近代中國立法史》,商務印書館。
趙鳳喈(1948),《民法親屬編》,國立編譯館。
趙鳳喈(1977),《中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食貨出版社。
錢泳宏(2014),《清代「家庭暴力」研究—夫妻相犯的法律》,商務印書館。
戴炎輝(1955),《中國親屬法》,自刊。
戴炎輝、戴東雄(1986),《中國親屬法》,三文印書館。
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2007),《親屬法》,三民。
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2012),《親屬法》,三民。
薛允升(著),黃靜嘉(編)(1970),《讀例存疑重刊本》,第2、4、5冊,成文出版社。
瞿同祖(1984),《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里仁書局。
羅鼎(1946),《親屬法綱要》,大東書局。
二、書之篇章
(一)一般書籍之篇章
王泰升(2018),〈臺灣法學發展史及其省思〉,收於:簡資修(編),《2014兩岸四地法律發展:法學研究與方法》,上冊,頁 45-169,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李紅英(2014),〈從事實別居到法律別居:清代到民國時期夫妻別居的權利與義務〉,收於:黃宗智、尤陳俊(編),《歷史社會法學:中國的實踐法史與法理》,頁136-155,法律出版社。
梅凌寒(Frédéric Constant)(2017),〈刑科題本的擬成:以寶坻縣檔案與刑科題本的比較為依據〉,收於:徐世虹(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11輯,頁426-4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項潔、蕭屹灵、董家兒(2009),〈日治法院檔案數位典藏系統之研發與建置〉,收於:王泰升(編),《跨界的日治法院檔案研究》,頁83-148,元照。
黃囇莉(2018),〈 性別歧視的多重樣貌〉,收於:黃淑玲、游美惠(編)《性別向度與臺灣社會(第三版)》,頁125-145,巨流圖書公司。
鄧學仁(1996),〈日治時期臺灣之身分法—以親屬關係與婚姻關係之判決為中心—〉,收於:黃宗樂(編),《臺灣法制一百年論文集》,頁619-666,臺灣法學會。

(二)翻譯書籍之篇章
滋賀秀三(著),范愉、王亞新(譯)(1998),〈清代訴訟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收於:王亞新、梁治平(編),《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頁19-96,法律出版社。
瓊斯(William Jones)(著),蘇亦工(譯)(1994),〈《大清律例》研究〉,收於:高道蘊等(編),《美國學者論中國法律傳統》,頁363-390,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寺田浩明(著),王亞新(譯)(2012),〈「非規則型法」之概念-以清代中國法為素材〉,收於:王亞新、梁治平(編),《權利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頁357-393,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三、期刊論文
王泰升(1999),〈臺灣戰後初期的政權轉替與法律體系的承接(一九四五至一九 四九)〉,《臺大法學論叢》,29卷1期,頁1-90。
王泰升(2007),〈清末及民國時代中國與西式法院的初次接觸——以法院制度與其設置為中心〉,《中研院法學期刊》,1期,頁105-162。
王泰升(2009),〈日治法院檔案的整編與研究〉,《臺灣史研究》,16:1期,頁169-201。
王泰升(2010),〈來回穿梭於法律與歷史之間〉,《新史學》, 21卷3期,頁187-232。
王泰升(2017),〈臺灣的繼受歐陸民法:從經由日中兩國到自主採擇〉,《法令月刊》 ,68卷4期,頁1-20。
王泰升(2023),〈論岡松參太郎的舊慣法學-政治僅一時、學問才是永恆〉,《臺灣法律人》,22期,頁1-27。
王泰升、曾文亮、吳俊瑩(2015),〈論清朝地方衙門審案機制的運作:以《淡新檔案》為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卷2期,頁421-469。
王曉丹(2008),〈法律敘事的女性主義法學分析-最高法院23年上字第4554號判例之司法實務〉,《政大法學評論》,106期,頁1-70。
王曉丹、林三元(2009),〈法律移植與法律適應-婚姻受暴婦女聲請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之分析〉,《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 47卷4期,頁85-133。
朱耿佑、陳韻如(2022),〈清治臺灣與律例正統的距離:以死後立嗣及其在地多樣性為例〉,《臺灣史研究》,29:4期,頁71-120。
李麗芳(2020),〈罪與罰:由刑科題本析論清代刑案書寫〉,《法制史研究:中國法制史學會會刊》,37 期,頁323-355。
杜娟娟(2010),〈名人婚暴案電子報報導之分析:婚暴迷思?防治教育?〉,《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1期,頁55-113。
高鳳仙(1998),〈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範內容與權責劃分〉,《全國律師》,2卷8期,頁97-108。
高鳳仙(2007),〈家庭暴力防治法之修法運動與修法內容〉,《全國律師》,11卷4期,頁77-102。
陳長寧(2014),〈吳佩林《清代縣域民事糾紛與法律秩序考察》評介〉,《法制史研究:中國法制史學會會刊》,26期,頁285-301。
陳昭如(1999),〈權利、法律改革與本土婦運—以臺灣離婚權的發展為例〉,《政大法學評論》,62期,頁25-74。
陳惠馨(1990),〈論我國親屬法規定在訴訟實務之適用〉,《政大法學評論》,42期,頁159-189。
陳韻如(2019),〈「刁婦/民」的傳統中國「(非)法」秩序: 預測論、潛規則與淡新檔案中的姦拐故事〉,《中研院法學期刊》,特刊,頁371-454。
陳韻如(2020),〈認真對待別居權──別居訴訟的創生與《最高法院遷臺舊檔》中之實踐(一九一二~一九四九)〉,《政大法學評論》,162期,頁93-178。
陳韻如、林映伊(2020),〈父/母命難違?:清治臺灣分家中之教令與遺囑〉,《臺灣史研究》,27:1期,頁1-50。
彭淑華(1999),〈臺灣婚姻暴力防治工作的發展與省思〉,《福利社會》,73期,頁1-9。
曾文亮(2010),〈全新的「舊慣」:總督府法院對臺灣人家族習慣的改造(1898~1943)〉,《臺灣史研究》,17卷1期,頁125-174。
黃富源、葉麗娟(1998),〈法官對婚姻暴力態度的研究〉,《社會建設》,99期,頁1-38。
劉宏恩(1996),〈我國法院對婚姻暴力問題之態度-臺灣受虐婦女以「不堪同居之虐待」訴請離婚之司法實務〉,《萬國法律》,88期,頁41-58。
潘淑滿(2003),〈婚姻暴力的性別政治〉,《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5期,頁195-253。
潘淑滿、張秀鴛、潘英美(2016),〈我國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之調查研究〉,《社區發展季刊》,156 期,頁193-211。
戴炎輝(1971),〈中國固有法上之離婚法(中)〉,《法學叢刊》,16卷3期,頁6-19。
蘇曉純(2006),〈雨送黃昏花易落:從裁判書看法院對婚姻暴力之態度〉,《應用心理研究》,32期,頁135-164。

四、研討會論文
呂興昌(2003年1月),〈戰後歌仔冊中的災難主題〉,發表於:《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國際學術研討會》,東海大學中文系(主辦),臺中。
五、未出版之學位論文
田玥瑋(2023),《家庭暴力報導中受害女性形象研究——以臺灣三家報紙網路新聞為例》,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呂嘉容(2023),《分手的代價:從臺灣的法與社會論離婚後財產分配(1683-2022)》,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李慧君(2017),《日治初期報刊諧謔敘事研究—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國立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班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
林芝立(2004),《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過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邵雅玲(2001),《由淡新檔案看晚清北台女性的訟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張永鋐(2004),《法律繼受與轉型期司法機制─以大理院民事判決對身分差等的變革為重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張玉萍(2008),《日治時期臺灣歌仔冊內底ê女性形象kap性別思維》,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南。
陳依婷(2016),《臺灣離婚制度在公、私領域的出現與受容—日治時期離婚判決書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南。
陳昌閔(2001),《臺灣閩南諺語之社會教化功能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陳芷盈(2011),《家醜不得外揚!?日治時期臺灣「通姦罪」之初探》,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陳昭如(1997),《離婚的權利史:臺灣女性離婚權的建立及其意義》,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鄭麗珍(2021),《臺灣家庭暴力防治法之法律改革與司法實踐:一個法律移植的理論與實證考察》,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蔡祁芳(2020),《裁判離婚事由中「不堪同居之虐待」之實證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羅培毓(2003),《從法律的觀點論臺灣女性離婚決定之困境》,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硏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

六、史料
(一)原始史料
《南部檔案》
《巴縣檔案》

(二)史料資料庫
Lawsnote七法—法學資料庫
中央通訊社中英文新聞資料庫
日治法院檔案
知識贏家
淡新檔案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新聞智慧網
數位典藏知識網
聯合知識庫
日文文獻(按姓氏筆畫排序)
太田武男(1956),《離婚原因の研究—判例變遷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有斐閣。
和田于一(1926),《婚姻法論》,大同書院。
姉齒松平(1994),《本島人のみに關する親族法並びに相續法の大要》,2版,南天。
後藤新平(1901),〈臺灣經營上舊慣制度の調查を必要とする意見〉,《臺灣慣習記事》,第1卷第5、6號。
春山明哲(1988),〈臺灣舊慣調查と立法構想—岡松參太郎による調查と立案を中心に〉,《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第6號。
鈴木宗言(1907),〈慣習研究會解散に就て一言す〉,《臺灣慣習記事》,第7卷8期。
滋賀秀三(1967),《中国家族法の原理》,東京都:創文社。
穂積重遠(1924),《離婚制度の研究》,改造社。
臺灣總督府(編)(1914),《臺灣俚諺集覽》,南天。
臺灣總督府覆審・高等法院(編)(1995),《覆審.高等法院判例(復刻版)》,第1、2、3、6卷,東京都:文生書院。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編)(1911),《臺灣私法》,第2卷,下冊。
《臺灣慣習記事》,第3卷第12號。

英文文獻
Ansgar, K. H. (1994). “Rule of Thumb” and the Folklaw of the Husband’s Stick.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44(3), 341–365. http://www.jstor.org/stable/42893341
Kuo, M.(2012). Intolerable cruelty : marriage, law, and society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Katz, E. (2015). Judicial Patriarchy and Domestic Violence: A Challenge to the Conventional Family Privacy Narrative. WM. & MARY J. WOMEN & L., 21(2), 379-471. http://scholarship.law.wm.edu/wmjowl/vol21/iss2/5
Walker, L. E. (1979). The battered woman. Harper & Row.
Reva B. Siegel (1996). “The Rule of Love”: Wife Beating as Prerogative and Privacy. The Yale Law Journal, 105(8), 2117–2207. http://hdl.handle.net/20.500.13051/288
-
dc.identifier.urihttp://tdr.lib.ntu.edu.tw/jspui/handle/123456789/94680-
dc.description.abstract本文從法規範、司法實踐和社會觀感三個面向,探討了中華民國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3款的離婚事由「夫妻一方對他方為不堪同居之虐待」,從清治時期、日治時期、民國中國時期乃至戰後臺灣的變遷態樣,並試圖呈現此變遷過程中的性別與家庭圖像。
於清治時期,尚未存在裁判離婚制度,遑論夫妻一方得以「不堪同居之虐待」為由,向他方請求離婚。《大清律例》將夫妻間的暴力行為,規範於「妻妾毆夫條」中。該條文區分「夫毆妻」以及「妻毆夫」的情形,賦予不同程度的懲罰。在夫毆妻未至折傷時,並不受追究;至折傷以上時,則視夫妻是否願意兩願離。反之,妻一旦毆夫便會受到懲罰,且夫可以單方面選擇是否離妻,等同肯認丈夫於「非折傷」的範圍內,得以暴力行為管教妻子。在司法實踐上,妻子向官府呈控的目的,是為了鞏固自身在家庭中的地位,而非請求離異或是處罰丈夫的暴力行為。縣正堂則傾向勸諭當事人尋求族親協調,試圖息事寧人。當時的社會觀感對於婚姻暴力,呈現混雜的認知。有譴責毆妻的丈夫者,亦有認為丈夫寵妾憎妻為常態者。
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將近代西方法體系引入臺灣。法院透過判決創設清治時期所無的「裁判離婚制度」,並引入明治民法813條第5款的離婚事由「受配偶重大侮辱或不堪同居之虐待」。該款事由以中性化的文字呈現,但在司法實踐上,法院對「不堪同居之虐待」的認定極度性別化,而對「重大侮辱」的認定則兼有改造臺人舊慣的意味。當時,法院判決與社會觀感皆肯認了丈夫對於未符合賢妻良母形象的妻子擁有懲戒權。在社會觀感中,則可進一步觀察到,社會對於施暴妻子加以譴責,認為其破壞了家庭秩序;對於受暴的丈夫,則抱持著訕笑的態度,從而建構出夫尊妻卑的家庭圖像。
民國中國時期,於中華民國民法起草時,「不堪同居之虐待」被列為裁判離婚事由之一。起草者對於「不堪同居之虐待」的想像,受到《大清律例》的影響,將「不堪同居之虐待」的部分態樣,解為丈夫強迫妻子犯姦等破壞妻子貞節的情形。在司法實踐上,於民法典尚未完備時,大理院處於新舊規範交替的時期,其民事審判的形式依據為《大清現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部分的大理院判決,確實遵循了《大清現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夫毆妻,至折傷以上,方可離異」與「妻毆夫,夫即可離異」的規定。然而,大理院民事審判的依據,實質上已受到大清民律第1次草案中裁判離婚事由的影響。大理院站在維護妻子的立場,在丈夫毆打妻子未至折傷時,承認妻子得以「重大侮辱」以及「不堪同居之虐待」請求離婚。此外,尚有大理院判例以「妻子一時氣忿,導致丈夫受傷而事屬輕微者,不成立不堪同居之虐待。」保障妻子不受丈夫任意請求離婚。前述大理院對於「重大侮辱」以及「不堪同居之虐待」的相關見解,為1927年成立的最高法院所延續,並且影響了戰後臺灣的司法實踐。
戰後,中華民國民法施行在臺。司法實踐與社會觀感出現了轉向,不再視丈夫的暴力為理所當然,但兩者所建構的家庭圖像卻與日治時期相去不遠。在規範方面,以中性文字呈現的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3款「不堪同居之虐待」,在歷次以男女平等為目標的民法親屬編修法過程中,並未成為修正標的。在司法實踐方面,法院於引用最高法院23年上字第4554號判例,判斷夫妻一方對他方的行為是否成立「不堪同居之虐待」時,顯露了對於受暴女性的性別偏見。於1995年,釋字第372號解釋對於最高法院23年上字第4554號判例作出合憲性解釋,認為該判例非指夫妻一方對他方擁有懲戒權。但本號釋字作成之後,法院的判決仍持續對受暴女性存有偏見(至2005年)。在社會觀感方面,由戰後初期至今(2022年),對於婚姻暴力的看法漸趨多元與中性。然而,與婚姻暴力相關的報導中,卻以疾病或惡習等因素淡化施暴男性的責任。同時,報導中仍殘存對受暴女性行為不檢的譴責,以及應善盡妻子義務的道德說教。此外,受暴男性的經驗逐漸受到重視,但也不乏質疑受暴男性為何「打不過女人」的聲音;對於施暴的女性形象描寫,則經常出現「最毒婦人心」等本質化的負面描述。從而,司法實踐與社會觀感皆維持了過往認為丈夫在家庭中作為強勢一方的看法。
本文藉由上述考察,觀察到夫妻間暴力行為的規範從清治時期的性別差異,隨著日治時期近代法體系的引入,逐漸轉變為性別平等的中性敘述,並延續至中華民國時期。然而,「不堪同居之虐待」作為不確定法律概念,需透過司法實踐逐漸充實其內涵。多數判決固然以性別化的見解,鞏固了夫尊妻卑的家庭秩序。這使得清治時期丈夫對妻子的懲戒權,在司法實踐的變遷中,轉化為妻子的「行為不檢」,得作為丈夫施暴的合理依據。然而,也有法官運用「不堪同居之虐待」的解釋空間,試圖改革「不堪同居之虐待」在運作上的性別偏見。本文主張,上述司法實踐的複雜性,與不同時期的社會觀感對於婚姻暴力當事人的看法相互交織,描繪出跨時代婚姻秩序的變動圖像。
zh_TW
dc.description.abstractThis study examines the grounds for divorce under Article 1052, Paragraph 1, Subparagraph 3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pecifically "Unbearable Mistreatment in Cohabitation," through legal regulations, judicial practices, and societal perceptions. The investigation spans the Qing Dynast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Republican China, and post-war Taiwan to illustrate evolving gender and family dynamic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contested divorce was non-existent, and "Unbearable Mistreatment in Cohabitation" was not a recognized ground. The Great Qing Legal Code addressed marital violence under the "Wife and Concubine Beating Husband" provisio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husband beating wife" and "wife beating husband" with different outcomes. A husband was not prosecuted for beating his wife unless it caused serious injury, while a wife's violence was punishable, and the husband could unilaterally seek divorce. This regulation acknowledged the husband's ability to discipline his wife through violence if it did not cause serious injury. In judicial practice, wives reported marital violence to the magistrate primarily to secure their own status within the family rather than seeking divorce or punishment for their husbands. The magistrate would advise mediation rather than citing The Great Qing Legal Code. Social perceptions were mixed, with some condemning abusive husbands and others accepting preferential treatment of concubines over wives as normal.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he Japanese introduced modern Western legal systems to Taiwan. The courts established a contested divorce system that did not exis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incorporated the Meiji Civil Code’s grounds for divorce, including "Grave Insult or Unbearable Mistreatment in Cohabitation." Despite the neutral language, the court's interpretation of "Unbearable Mistreatment in Cohabitation" is highly gendered, while "Grave Insult" implies reforming traditional Taiwanese customs. Courts and societal views affirmed a husband's power over wives who did not conform to the ideal of a "good wife and devoted mother." Society condemned violent wives for disrupting family order and ridiculed abused husbands, reinforcing a gender hierarchy with the husband dominant and the wife subordinate.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drafters of the Civil Code included "Unbearable Mistreatment in Cohabitation" as a ground for contested divorce, influenced by The Great Qing Legal Code, interpreting certain forms of mistreatment as actions such as forcing a wife into prostitution. Judicial practice before the Civil Code’s full implementation saw the Ta-Li-Yuan following the Effective Civil Provisions of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of the Qing Dynasty. Some judgements adhered to these provisions, allowing divorce only if the husband caused severe injury but permitting divorce for any violence by the wife. However, influenced by the Draft Civil Code of the Great Qing Dynasty, the Ta-Li-Yuan issued judgements protecting wives, allowing divorce for "Grave Insult" and "Unbearable Mistreatment in Cohabitation" even without severe injury. Additionally, the Ta-Li-Yuan held that "minor injuries from a wife’s temporary anger do not constitute Unbearable Mistreatment in Cohabitation," protecting wives from arbitrary divorce requests. The Ta-Li-Yuan's protective stance was continued by the Supreme Court established in 1927, impacting post-war Taiwan's judicial practices.
Post-wa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aiwan introduced "Unbearable Mistreatment in Cohabitation" as a divorce ground under Article 1052, Paragraph 1, Subparagraph 3. Because this provision is neutrally worded, it wasn't revised in gender equality-focused family law amendments. Judicial practices, referring to Supreme Court 23 Shang-Tzu No. 4554, often displayed gender bias by considering a wife’s "improper conduct" as a justification for a husband's violence. J. Y. Interpretation No. 372 (February 24, 1995) upheld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is precedent, noting the possibility of "Unbearable Mistreatment in Cohabitation" but not endorsing a disciplinary right of one spouse over the other. However, court judgments continued to show gender bias against abused women until 2005. Societal perceptions of marital violence have become more diverse and neutral since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Nonetheless, reports often attribute marital violence to illness or bad habits, downplaying male perpetrators' responsibility. Moralistic condemnation of abused women and calls for them to fulfill wifely duties persist. Abused men are gaining more attention, but questions about why they "can't fight back" remain. Violent women are often portrayed negatively, reinforcing outdated views of male dominance in the family.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spousal violence has evolved from gender-differentiated norm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o gender-neutral descriptions with modern legal systems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continuing through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However, "Unbearable Mistreatment in Cohabitation" as an indeterminate legal concept requires judicial practice to define its content. Many judgements, through gendered interpretations, have reinforced hierarchical family order, transforming the husband's disciplinary power over the wife into a justification for marital violence based on the wife's "improper conduct." Nonetheless, some judges have used the interpretive space of "Unbearable Mistreatment in Cohabitation" to challenge gender bias in its applic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omplexity of the aforementioned judicial practices, intertwined with societal views on domestic violence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depicts a shifting image of marital order across 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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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description.tableofcontents目 次
口試委員審定書 i
謝辭 ii
中文摘要 iii
Abstract vi
目 次 ix
圖 次 xi
表 次 x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3
第一項 傳統中國法中的婚姻暴力研究 3
第二項 日治時期的「不堪同居之虐待」研究 5
第三項 中華民國時期的「不堪同居之虐待」 8
第四項 戰後臺灣對婚姻暴力的社會觀感 10
第五項 美國法婚姻暴力的法律史研究 11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13
第二章 清治臺灣的婚姻暴力 17
第一節 清治臺灣婚姻暴力的法規範、司法實踐與社會觀感 17
第一項 《大清律例》的「妻妾毆夫」條 17
第二項 《淡新檔案》中的婚姻暴力案件 20
第三項 清治臺灣對於婚姻暴力的社會觀感 25
第二節 小結 26
第三章 日治臺灣的「不堪同居之虐待(含重大侮辱)」 29
第一節 日治時期「不堪同居之虐待(包含重大侮辱)」的司法實踐 29
第一項 妻子以「不堪同居之虐待」請求離婚之案件 33
第二項 丈夫以「不堪同居之虐待」請求離婚之案件 40
第三項 妻子以「重大侮辱」請求離婚之案件 43
第四項 丈夫以「重大侮辱」請求離婚之案件 46
第二節 日治時期對婚姻暴力的社會觀感 47
第一項 《臺灣日日新報》中的婚姻暴力 47
第二項 歌仔冊中的婚姻暴力:《新樣打尪歌》與《新樣打某歌 52
第三節 小結 54
第四章 民國中國時期的「不堪同居之虐待」 57
第一節 民國中國時期的立法沿革、司法實踐與學說見解 58
第一項 立法沿革與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3款「不堪同居之虐待」 58
第二項 司法實踐 62
第三項 學說見解 71
第二節 小結 72
第一節 戰後臺灣的司法實踐與學說見解 75
第一項 司法實踐 75
第二項 學說見解 86
第二節 戰後臺灣對婚姻暴力的社會觀感 88
第三節 小結 96
第六章 結論 101
參考文獻 107
-
dc.language.isozh_TW-
dc.title打某大丈夫?「不堪同居之虐待」的法律史zh_TW
dc.titlePhah bóo tāi-tiōng-hu? A Legal History of “Unbearable Mistreatment in Cohabitation” in Contested Divorceen
dc.typeThesis-
dc.date.schoolyear112-2-
dc.description.degree碩士-
dc.contributor.oralexamcommittee黃詩淳;江存孝zh_TW
dc.contributor.oralexamcommitteeSieh-Chuen Huang;Chun-Hsiao Chiangen
dc.subject.keyword不堪同居之虐待,婚姻暴力,裁判離婚,性別與法律改革,淡新檔案,臺灣日日新報,日治法院檔案,zh_TW
dc.subject.keywordUnbearable Mistreatment in Cohabitation,Marital Violence,Contested Divorces,Gender and Legal Reform,Tan-Shin Archives,Taiwan Daily News,Taiwan Colonial Court Records Archives,en
dc.relation.page115-
dc.identifier.doi10.6342/NTU202304555-
dc.rights.note同意授權(限校園內公開)-
dc.date.accepted2024-08-13-
dc.contributor.author-college法律學院-
dc.contributor.author-dept法律學系-
顯示於系所單位: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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