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與隱私－以資料合理使用為中心

Abstract

大數據技術以及各式科技的蓬勃發展下，本文嘗試探討大數據技術挹注下所誘發的新型態隱私問題；聚焦於數據資料的合理使用範圍，試圖點出科技創新下的隱私疑慮，並試圖探求隱私保護與數據使用間的平衡點，以避免一方之偏廢。大數據作為相對新穎的技術，仍處於高度發展階段，充滿多樣的發展可能，而對於動態對象，監管制度的設計將更顯困難；當新技術所誘發的爭議與過往相異，法律應否介入，以及該如何介入將成為挑戰。 進入大數據與隱私的關聯性討論之前，本文將先行爬梳「隱私」的法律意涵。本文認為時代背景轉換下，對隱私應有不同的詮釋以符合實際需要，尤其不應將保護客體禁錮於物理性的絕對保密事項。本文並著重於資訊隱私權的討論，強調個人的資訊自主控制權能，除了特定資訊的是否公開之外，公開的程度、對象與範圍均應由資訊主體所確實掌控。而與資訊隱私緊密攸關的資料本身，亦面臨形態上的大幅轉換；電子化與數位化使資料突破時空的物理限制，賦予資料快速出產並傳播的可能性，而傳播效率將影響隱私保護客體範圍的界定，以及資訊自主權的實踐。 大數據技術，使資料型態、規模與利用方式均和傳統資料處理模式產生了相當差異，而大數據技術大量蒐集、長期儲存資料等特性，以及大數據分析所追求的意料外關聯性發現，均與「最小化原則」、「目的限制原則」與「告知後同意原則」等現行資料保護原則相扞格，進而引致資料保護上的疑慮。除了資料的隱私風險，大數據技術與其應用亦引發對個人的過度揭露、選擇權限縮以及歧視等爭議，此為應儘速處理之問題。 本文以劍橋分析案與Covid-19防治中的大數據技術應用為例，試圖具體建構出大數據技術應用的廣泛可能性，強調資料處理技術於今日社會中對於個人，以及對於社會群體的影響性。數據應用的影響性隨相關技術發展，具備隨時變動、更新之可能，因此有著難以預期、預防的特性；監管面與科技發展間的競逐，將影響數據技術應用適法性的界定，應謹慎應對之。 考量資料處理技術的日新月異，與大數據所具備的快速性、大量性與多樣性特質，相關規制應如何設計，以應對現在以及將來對資料保護的挑戰，是需要正視的問題。作為數據主體的個人，於享受大數據技術應用在內的新興科技所賦予的生活便利性的同時，應對自身資料與隱私投注更多的關注，以維自身權益；尤其資訊自主的落實，更是以個人對自己資訊的存在、蒐集、處理與利用行為的認知為必要前提。 希冀能夠藉由本文所探討的現象與爭議，對身處資訊、數位社會下的個體，提出關於自身數據以及隱私權利間關聯性的提醒與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