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例與事——東漢末年何鄭之爭研究

Abstract

何休與鄭玄是東漢經學的兩位代表性人物，後人尊之為「學海」與「經神」。二人一方面撰作了完整之「經注類」著作並對後世產生重大之影響，另一方面亦於東漢末年完成了一次針對《春秋》三傳的經學論爭。此次論爭被范曄記錄於《後漢書》當中，並在敘述中將其與前之陳元與范升、李育與賈逵，馬融與劉瓌的三次「爭論古今學」事件相連，共同構成了今古文之爭的發展脈絡。最後范曄以為，何鄭之爭後「古學遂明」，可見何、鄭二人的論辯在經學上發展中具有的深刻影響。 近代對於何休與鄭玄的研究，幾乎都集中於二人完整的「經注類」著作，並強調在這些著作中呈現出的二人的解經方法與經學觀念。近年以來，隨著鄭玄研究重新受到關注，在通論性著作之外，亦有學者開始對何鄭之爭這一事件進行專題研究。但其視角或集中於輯佚版本之梳理，或關注其結果高低之評判，研究思路亦所是自何休與鄭玄二人整體的經學觀念入手，反觀這一次經學論爭，故以其中觀點為「非定論」、「意氣之爭」。這些批評並非無據，然而皆忽視了這一次論辯本身具有的獨立價值，以及何鄭之爭與其他幾次今古文之爭間的關聯意義。 有鑒於此，本文特別強調何鄭之爭在經學史當中的位置及二人在論辯中呈現出的解釋傾向與論辯方法。而在何休與鄭玄二人當中，由於鄭玄未有完整的《春秋》經註類著作留存，故目前針對鄭玄的《春秋》學研究相對亦少。因此，本文在論述中亦格外關注鄭玄對《春秋》的理解，並藉其論辯中呈現的觀點，釐清《春秋》在鄭玄經學體系中的位置。 本文在緒論當中首先針對范曄的說法，對「今古文」與「今古文之爭」的定義進行了釐清，並對傳統的「四次今古文之爭」的說法進行調整，提出「四個階段的今古文之爭」的觀點，藉此強調論爭在橫向上的廣泛性與縱向上的連結性。正文第一章考察的何鄭之爭的發生與何鄭《春秋》論辯六書的流傳與輯佚問題，討論之重心在於文獻，兼及清代儒者對何鄭之爭的兩條解釋脈絡。第二章討論的是何鄭《春秋》論辯六書的內容，本文將其分為「禮」、「例」與「事」的三種，並進一步申說何、鄭二人對此三類內容的理解，及這三類內容在論辯中的展開方式。而在內容之外，因與「事」相關之條目數量最少，故本文亦在第二章中兼論二人對此類條目的論辯方法及鄭玄「入室操戈」之意。 在釐清了文獻與內容之後，正文第三章與第四章論述的核心便是論辯之「方法」，其中第三章論與「禮」相關之條目，本文通過對何、鄭二人論辯方法的分析，發現二人對禮與聖人之關聯，以及解釋《春秋》禮制時所用之文獻與方法均有不同，而這種不同是可以從二人如何搭建「聖人」與「經典」之間的關聯的角度進行解釋的。此外，從鄭玄對《春秋》中與禮相關的內容的論述，亦可以推知《春秋》一書在其經學體系當中的意義。第四章論述的核心是「例」，文中同樣在梳理了二人對這一類條目的論辯方法後，從何休與鄭玄二人在論辯中對「有效義例」之成立標準的不同認識入手，說明其義例系統的「封閉性」與「開放性」差異，並進一步回顧全文，同樣立足於「標準」與「標準的建立」之角度，考察何鄭之爭與前之李、賈之辯的承繼關係，從而將何鄭之爭放回經學史的敘述，略窺這一場發生於東漢末年的經學論爭所具有的轉向性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