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戰後台灣外省小說家作品中的「臺北 / 人」

Abstract

臺北自清代建省以來，歷經日治時代、戰後國民黨威權時代、解嚴後至今，銳意建設為臺灣首要都市，政治與文化資源均集中於此，文學和出版活動自然也以此地為盛。戰後因緣際會成為最多外省移民聚居之處，同時也是「想像中國」的核心，臺灣與全球接軌的一點，故而呈現與臺灣其他地區截然有別的風貌，不少文學作品以這座都市做為描寫對象。其中又以小說最顯明地呈現了族群意識與都市的糾葛。而論題所揭示的「外省小說家」，指的正是以一九四九年前後從中國大陸來的政治性移民及其在台灣成長的下一代為背景的小說家。 白先勇寫作《臺北人》諸篇，含納了族群和地域書寫，是戰後台灣文學史上第一部主題明確的小說集，寫盡台北的孤臣傷心事。本論文將白先勇這部小說集視為一個類型的源頭，其所牽涉不只是某一特定族群的「人」，也包括「臺北」這個城市空間，以及空間和人的互動﹔往後以外省族群和台北城市空間為主軸的小說作品，就文學史上的因緣牽連視之，皆可視為是由《臺北人》所確立的「臺北 / 人」典型衍化而出，與此遙相呼應。呼應的不只是文學創作，也是某一特定族群在不同時域，針對特定空間下共同關懷之議題的不同興發－－「外省人」在台北，如何參與、見證了臺灣的發展以及城市史的演變，並與之拉鋸、互動，因應文化政治變遷，使得原為「本土文學」核心的「孤兒意識」，轉為外省小說家發揮。台北的空間象徵與記憶，糾纏著台灣的歷史，以及孤臣孽子的兩代家國情結﹔「孤臣」追尋「中國」，那可及或不可及的故鄉，尋不得者憤懣以終，或有將記憶中的故鄉轉為「心鄉」者，欲以形上的提昇化解現實傷痛﹔而「孽子」追尋父親，卻因此解構了父親的時代、「中國」的存在，從而質疑或嘲諷自我，悲憫外省族群尷尬的文化位置。然而，「孽子」又何能避免從父輩來的「孤臣」意識？「孽子」之孽，在於「不肖」，父親去國離鄉的痛苦已非他們的痛苦，他們懷抱的是隨著時間與社會變化衍生的「孤兒」之痛，在現實與象徵面的父親都失去後，必須另尋出路。白先勇之外，以長期與此關涉的李渝、朱天文、朱天心和駱以軍四位作家的若干小說為主要論述對象，觀察他們的小說書寫如何因應時代脈動、族群處境、自我認識等複雜緣由，而在「臺北 / 人」主題上呈現出紛繁的變貌，其中涉及了政治、空間意義、城市變遷等互有疊合的範疇，透過對記憶的回溯和書寫，往往暗扣了外省族群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