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第三代的國家認同

Abstract

「國家認同」在台灣地區發展史上，始終是一個模糊而分歧的概念。 日本在台的五十年，是典型的殖民統治，其灌輸給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自然以殖民母國為取向。尤其是日治末期，日本當局更試圖透過「皇民化」運動，將台灣居民徹底改造成日本國民。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投降，台灣統治權歸還給中華民國，不久後國民黨政府因內戰失敗，倉促播遷來台，將台灣視作「反共復國」的復興基地，以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絕對優勢，從教育及言論箝制兩個方面，一方面灌輸「大中國」概念的同時，一方面極力打壓已經隱隱然成形的「台灣意識」。 1980年代末期，前總統蔣經國任內展開「民主化」運動，「台灣意識」才漸漸抬頭。近年來，這股期許以「民族自決」方式，取得獨立地位，建立「台灣共和國」的思潮，與某些政治人物的選舉操作手段結合在一起，儼然形成一劑既合理又正當的萬靈丹，短短十年間席捲整個台灣。以2003年底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總共有56%的台灣居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達到十五年來的最高點，而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甚至不到兩成。 在這種認同急速反轉的政治、社會氛圍當中，1945年及1949年之後，在兵荒馬亂中跟隨國民黨政府一同從中國大陸來到台灣的所謂「外省人」，成為極其尷尬的一群「認同邊緣人」。在戰後的台灣社會，「外省人」一直是十分特殊的族群，由於語言及聚落的限制，既不能完全融入本地社會，又因為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情感因素，使得外省人族群傾向認同國民黨政權，以及其所代表的「中國正統」意識形態。其後，外省人更因此被打為國民黨政權的代罪羔羊，變成了某些政治人物口中的「賣台集團」、「威權餘孽(遺毒)」。 不可否認，台灣地區的確存在著族群問題，而台灣地區的族群問題，又因為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國家認同問題牽扯不清。為了消弭因族群問題所引起的紛爭，內政部首先於1986年在身分證加上「出生地欄」，1992年進而宣布不必填寫「籍貫欄」，希望藉此逐漸消除省籍界線。在最新的國中小學社會科教科書當中，則描述台灣地區族群現狀為四大族群並存，其中改稱「外省人」為「新住民」。目前執政的民進黨，也在2004年10月舉行的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中，通過了「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文中清楚載明：「外省族群不必背負過去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原罪。(註1) 但這些作法，對於已經存在的省籍情節或族群問題，似乎並無實際助益。2002年4月高雄市淹大水，當時的高雄市工務局長吳孟德，在市議會面對質詢時，竟將淹水原因歸咎於「外省人太多」；每逢選舉，造勢晚會上頻頻聽見「外省豬(中國豬)，滾回去」的口號。網際網路上甚至出現：「絕不可輕信外省人，在台灣人看不到聽不到的地方，外省人打從心裡鄙視台灣人，和台灣這塊土地，及所有台灣的事物。」、「什麼樣的外省人才愛台灣？一、沒有十八趴(指軍公教優惠利率存款)，二、沒有終身俸，三、繳稅，四、沒挖錢回支那，五、投綠。至少要符合前四者才是真正認同台灣的外省人！」(蕃薯藤網站留言版)，在在充滿刻板印象及情緒化的指控，雖然只代表少部分激進份子的看法，但仍反映了外省人在台灣被擠壓的困難處境。 從昔日相對掌握認同優勢的主流位置，轉變成今日彷彿背著十字架遊街的異教徒，這些在台灣落地生根數十年的外省人，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我是誰」的認同危機之中。2004年4月，外省籍立法委員朱鳳芝在一場主題為「族群平等法」的記者會上哭訴：「我們這些外省出身的人，常常覺得被歧視，覺得好像不被信任......，可是事實上，我們是在台灣長大的，就因為我們是外省人，我們有原罪......這是不公平的！」名嘴陳文茜也在文章中提到，她的外省籍友人周玉蔻曾經感慨地對她說：「你可以大聲講話，因為你是本省人，不是外省人。」(陳文茜，2004) 在這樣天翻地覆的巨變中，在台灣出生長大的外省第三代處境，又更顯得非常獨特。這群年輕人，出生於台灣經濟起飛的頂點，與1980年代末期開始的民主化進程同時成長。大部分人以祖父母、父母講述的家鄉掌故、逃難經歷為床邊故事，未曾謀面的家鄉成為經常掛在口頭上的「故鄉」。自小根深蒂固的「國家」，到了成年後的今天，卻變得面容模糊、曖昧不清。加上近年來台灣經濟景氣衰退，又總是陷入政治空轉的窘境，對岸反而逐漸開放，宛如當年起飛時期的台灣。這群人生才剛剛開始的外省第三代，在情感與現實之間，將如何選擇？ 本文即試圖探討，25歲到35歲之間的外省第三代，情感上面對台灣本土意識高漲�故土情懷，現實上又面臨移民浪潮，在雙面夾擊的狀況下，他們對於自我及國家的認同為何？假設有所轉變，則其認同的轉變過程又如何？造成轉變的原因又有哪些？為什麼選擇認同A，而不認同B？或者轉而認同其他對象？又或者決定不選擇任何認同？在家庭中，面對不可抹滅的家族史，自認為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在急速轉變的社會中，又有什麼樣的碰撞與激盪？進而推展到較高層次的國家認同問題，逐步深入年輕一代外省人的內心世界。尤其這批外省第三代出生於台灣經濟起飛的頂點，與1980年代末期開始的民主化進程同時成長，他們的想法與顛沛流離的第一代，及在艱困與高壓環境中成長的第二代有所不同，放眼未來，這批年輕人必定是決定台灣未來走向的社會中堅份子，試圖了解他們的想法，的確有其意義與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