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兵、儀式、男人類：台灣義務役男服役過程之陽剛氣質研究（2000-2006）

Abstract

實施已超過60年的徵兵制度是模塑台灣性別政體的重要機制，也是發展在地陽剛氣質的重要場域。軍隊不是同質不變的整體，役男經驗的制度條件會隨著服役階段與時空情境而變遷；服役不必然提供男孩變男人的通過儀式，其間存有相逆反的動力與多重肌理的象徵與實作；男人也不是一進入軍隊就被自動改造成父權或異性戀體制下的同謀製品，台灣軍隊存在著多道在地化的陽剛氣質氣質階序，男人在此場域中進行置位、協商、移動或抵抗等多樣行動。 本文欲回答：21世紀的台灣徵兵制把男人製造成什麼樣子？如何製造？役男如何回應？軍隊性別政體又如何再生產自身，衍生出何種效應與差異？而本文回答的經驗資料主要來自基於修正後的文化詮釋論與酷兒理論下施行的深度訪談（n=35，異男15名、同男15名，另有5名自述為混性或無性別）與田野參與觀察（含入營、懇親、外島）。並重視研究關係，實踐研究推展與報導人的服役過程成為相互陪伴的關係，並在論點與分析的發展上開放報導人的參與。 整體而言，本文認為「做兵過程的脈絡，儀式的效應與意涵，男人類間的階序、多樣與抵抗」是理解役男當兵轉變的自我觀、機制與差異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 「做兵過程」強調：男人不是進入軍營、穿上軍服就成為軍人，而是在服役階段中參照制度條件，在日常生活中對自己的身體與精神零敲細打所「做」出的軍人樣。本文以民族誌的方式，描繪了役男從徵集到退伍，在訓練與部隊服務兩大階段的安排與實作。役男的「軍事化自我」，正是在個人與軍事組織兩層次的來回互動、抗爭逐漸成型。 在此經驗基礎上，本文進一步用人類學通過儀式的框架來加以審視，發現當前台灣「做兵儀式」具有成年禮性質，但程度已逐漸衰減。衰減因素為戰爭形態改變、民主化及性別區隔降低等。另一方面，做兵儀式不只是「通過」，也內涵了使役男在身體、智識、理想價值與性別認同上「退化」的轉型機制。兩者之所以能並存於當代軍隊，肇因於1950年代國家推行徵兵制時所建構的新男性論述，經過世代繁衍而交融進軍隊與台灣男人的生命週期中。本文並描繪了轉型機制發生的情境，是具有三面舞台、多層次前後台的「儀式劇場」，男人在其中習得多套應對國家治理與組織生存的「儀式劇碼」。 若從性別觀點審視役男的轉型機制，則可發現台灣軍隊的在地模式：「文武男人類」，包含橫向從武到文的多道王道陽剛氣質類型，並有縱向的陽剛氣質階序分佈。文武男人類模式有在地文化、學術根源，取代特性、類別式的陽剛氣質分類，也補充過往依循歐美研究而較少著墨偏向「文」端的陽剛氣質。劃分男人的差異並非理解陽剛氣質的終點，本文反過來論證，男人如何以學長學弟制（資歷）、文化儀式與性（遊戲）修補、掩飾彼此的歧異以維繫男人類本身的整體共感。最後，則提出在此一陽剛氣質場域裡，役男如何以透過「持存」和「距斥」兩元軸線進行各種挪用制度、意識形態、象徵與實作，對軍事王道陽剛氣質進行擁抱、抗拒、斷裂，或戲弄與褻瀆等各項性�別作為抵抗的類型。 最後，從做兵、儀式、男人類觀點讓我們掌握了國家透過軍隊進行性別化治理的支柱，從而理解為何台灣人民在壟斷暴力的國家下會採取「自願性順服」的姿態。國家以生理性別成功地分化了國民中的男人與女人，使之在性別結構上缺乏結盟的基礎條件與共識；在役男中則將有助於軍事作為的特定陽剛氣質類型模塑成王道、優位，貶抑其他陽剛氣質，並造成男人類之間的相互競爭與傾軋，使役男專注、樂於演出戲碼和競爭陽剛氣質，而忽略其結構位置與壓迫現實。因此，國家順利掩飾掉它形塑成年禮論述、儀式治理和王道陽剛氣質典範等作為的斧鑿痕跡和軍事目的，也遮掩了做兵造成的退化與代價。此舉將反抗勢力集結的條件予以撤銷，因而確保了國家治理的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