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王孫的回眸：溥儒渡臺後習見畫題之研究

Abstract

關於溥儒（1896-1963）繪畫的相關研究，歷來經常以文人畫的內涵和定義作為總評。近年，觀照角度由原先的「逸」，轉至「遺民」或「後遺民」的文化視野。本論文除了著重研究者所強調的漢文化語境脈絡外，更重新將溥儒的滿族血統及貴胄階層納入考量，嘗試擴展思考的框架與解釋原理，全文希冀透過「舊王孫」的回眸、凝視，鋪陳溥儒繪畫世界多層次、多脈絡的光譜。 文中擬就鍾馗、山水、馬、觀音等習見畫題，作為多重的考察線索，討論溥儒渡臺後習見畫題的繪畫表現及意涵。首先，在鍾馗畫題係藉由探究、分析末代王孫溥儒的各類鍾馗作品，包含通俗性、文人雅趣性和當代社會性鍾馗形象，試圖釐清圖像背後交織的繪畫商品性、畫家相關王府歲時節令之生活經驗和藝術涵養等多重複雜的脈絡。基本上，鍾馗圖像藴藏著畫家分殊化的個人生命經驗，又包含著集體文化的通性，歷經不同時代的傳承與演繹，具有相當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內涵。 其次，山水畫題則聚焦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的溥儒50-60年代的山水手卷，分析該形制背後的創作邏輯與概念，進而探討袖珍手卷與高頭大卷這兩種不同尺幅背後的創作寓意。實際上，溥儒手卷中的袖珍尺幅並非全然地市場取向，反倒接近清宮「百什件」內的書畫尺幅，說明溥儒很可能有意以此形制，幽微地表徵著昔日王孫身分，或藉以悼亡傷逝大清，或滿足過去把玩之欲望。至於高頭大卷，溥儒經由探索詩畫中「咫尺千里」的山水意象，特意地融入不同的古畫，有意以傳衍和留駐的生命姿態，投身於文化賡續。 而於馬畫畫題主要討論溥儒馬畫背後所蘊示的二股不同作用力，其一為溥儒特殊的民族性與階級性所涉及滿族的騎射教育及漢文化教育；其二為時代性維度，即民國初年繪畫變革潮流及溥儒渡臺的影響。事實上，溥儒馬畫或《寒玉堂畫論》中〈論馬〉乃有意地「迴避」郎世寧的西洋寫實技法，這背後隱含著他面對西方勢力所遭受的國變挫傷，是以，馬畫中，溥儒不僅對往事作鄉愁式的回顧，投射滿人騎射文化語境的訴求，更進一步地轉以滿漢文化的合縱連橫之姿，運用古代風格與文本內容，抗衡、博弈著近代西方文化的猛烈衝擊，叩問世變與創新的辯證關係。 最後，觀音畫題乃試圖藉由考察王府生活中的信仰，理解形塑溥儒信仰與宗教觀之重要背景，並檢視其宗教態度，以理解溥儒創作的宗教或歷史人物神祇圖像，另外，針對溥儒圖繪觀音的行為與意圖作解釋。實際上，王府宗教活動和內容具有多重面向，包括薩滿信仰、佛道信仰、民間雜信等。溥儒自幼及長置身於相關的文化場域，自然地習以滿族開放兼容的宗教態度為文化慣習，由是當其轉換成視覺圖繪時，圖像亦包括各式宗教或歷史人物之神祇，呈顯兼容的現象。不過，關於圖繪觀音，溥儒除了為母回向祈福或社交應用外，實有意以此行為，沿襲盛清帝王抄經、繪像的文化脈絡，傳承乾隆皇帝示諭子孫的「滿洲之道」，作為時移世變，易代、易地，形塑、強化滿洲國族觀念的表現。 經由不同畫題，可窺見溥儒繪畫中交織著滿、漢複雜、錯綜的二元性，其渡臺後的創作表現，更因為生命歷程的轉折，充滿了對自身的主體認知與文化認同的回應，涵蓋了雅俗，天潢貴胄階級特性，及滿族獨特的民族性等。簡言之，本論文試圖摒除過去研究以漢文化為本位的觀點，透過溥儒個人生命與群體生命相互參照，裨補學界對溥儒繪畫世界的認識，擴及對歷史與文化意義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