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第三國要反制制裁？ 以歐盟柔性平衡美國制裁為例

Abstract

本研究宗旨是理解既有文獻忽略的第三國反制制裁現象，並解釋第三國為何要採取政治及司法途徑以抗衡美國主導的制裁。為回答此問題，本研究借鑑柔性平衡理論，主張歐盟作為第三國，是出自柔性平衡美國霸權的動機回應美國次級制裁，並且隨著歐盟政府的介入越深，反制手段的層級與力道也越來越高。循此，本文以案例分析及論述分析法探索美國與歐盟於經濟制裁議題交鋒的三次重要事件：1982年西伯利亞天然氣管道事件、1996年《赫爾姆斯—柏頓法》與《伊朗—利比亞制裁法》以及2018年次級制裁伊朗事件。透過上述的研究途徑，研究者發現，歐盟三次回應美國制衡的層級及政治內涵逐漸升高，自初始歐洲企業阻撓制裁，逐漸在1996年發展為歐盟內部立法，最後於2018年升級為歐盟建立新國際建制。本論文論證，歐盟出現反制制裁的現象及制衡層級的演進，皆是源自於針對美國的柔性平衡，而隨著歐盟制衡美國的途徑更加深化與制度化，柔性平衡的程度也隨之升高。本研究的貢獻在於為第三國反制制裁的現象提供權力競爭的觀點及解釋，同時也擴大柔性平衡理論在經濟制裁議題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