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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 欄位 | 值 | 語言 |
|---|---|---|
| dc.contributor.advisor | 甘懷真 | |
| dc.contributor.author | Zong-yue Lin | en |
| dc.contributor.author | 林宗閱 | zh_TW |
| dc.date.accessioned | 2021-06-16T17:42:07Z | - |
| dc.date.available | 2021-03-02 | |
| dc.date.copyright | 2020-03-02 | |
| dc.date.issued | 2020 | |
| dc.date.submitted | 2020-02-27 | |
| dc.identifier.citation | 一、史料（依作者或編注者時代排序）
［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唐］溫大雅撰，李季平、李錫厚點校，《大唐創業起居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唐］姚思廉撰，《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 ［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唐］長孫無忌等撰，《唐律疏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 ［唐］李延壽撰，《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唐］盧照鄰、楊炯撰，徐明霞點校，《盧照鄰集．楊炯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 ［唐］吳兢撰，姜濤點校，《貞觀政要》，濟南：齊魯書社，2010。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五代］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宋］王溥撰，《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宋］李昉等編撰，《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94。 ［宋］歐陽修、宋祁等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 ［宋］司馬光等撰，《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63。 ［宋］王應麟輯，《玉海》，據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刊本影印，揚州：廣陵書社，2003。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據清嘉慶年間武英殿刊本影印，北京：中華書局，1983。 ［清］趙翼撰，王樹民校證，《廿二史劄記校證（訂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1。 毛漢光撰，盧建榮、耿慧玲、郭長城助理，《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1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二、研究論著 （一）中文專書 古怡青，《唐代府兵制度興衰研究：從衛士負擔談起》，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 艾沖，《唐代都督府研究》，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5。 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谷川道雄著，馬彪譯，《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北京：中華書局，2002。 谷川道雄著，李濟滄譯，《隋唐帝國形成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 李大龍，《都護制度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 林恩顯，《突厥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11。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北京：中華書局，2011。 高明士，《中國中古政治的探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宮崎市定著，韓昇、劉建英譯，《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4臺二版。 崔瑞德（Twitchett, Denis C.）著，黃寶華譯，《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章群，《唐代蕃將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張沛編著，《唐折衝府匯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 張澤咸，《唐五代賦役史草》，北京：中華書局，1986。 康樂，《唐代前期的邊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79。 雷家驥，《隋唐中央權力結構及其演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著，丁俊譯，《安祿山叛亂的背景》，上海：中西書局，2018。 寧志新，《隋唐使職制度研究（農牧工商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 劉後濱，《唐代中書門下體制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 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謝元魯，《唐代中央政權決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0年三版。 （二）外文專書 Eberhard, Wolfram.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 Leiden: E. J. Brill, 1970. 日野開三郎，《日野開三郎 東洋史学論集‧第一卷 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東京：三一書房，1980。 石見清裕，《唐の北方問題と国際秩序》，東京：汲古書院，1998。 栗原益男，《唐宋変革期の国家と社会》，東京：汲古書院，2014。 氣賀澤保規，《府兵制の研究：府兵兵士とその社会》，京都：同朋舍，1999。 森部豊，《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歴史的展開》，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10。 礪波護，《唐代政治社會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6。 （三）中文論文 毛漢光，〈從士族籍貫遷徙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收於氏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方震華，〈理想兵制的形塑：唐宋時期的兵農合一論〉，收於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三）政治．外交．軍事》，臺北：政大歷史學系等出版，2008。 牛致功，〈溫大雅與《大唐創業起居注》〉，收於氏著，《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牛致功，〈許敬宗對唐代史學的功過〉，收於氏著，《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王金都，〈秦漢「道」制起源考〉，《秦漢研究》第11輯，2007，咸陽。 甘懷真，〈中國中古士族與國家的關係〉，《新史學》第2卷第3期，1991，臺北。 甘懷真，〈隋朝立國文化政策的形成〉，收於氏著，《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甘懷真，〈中國古代的周禮國家觀與《通典》〉，收於黃寬重主編，《基調與變奏：七至二十世紀的中國（一）社會．思想》，臺北：政大歷史學系等出版，2008。 牟發松，〈北朝行臺地方官化考略〉，《文史》第33輯，北京：中華書局，1990。 朱振宏，〈唐代羈縻府州研究〉，收於氏著，《隋唐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臺北：文津出版社，2010。 李方，〈試論唐西州都督府與西州政府的關係〉，《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2期，北京。 李季平，〈溫大雅與《大唐創業起居注》〉，《文史哲》1984年第2期，濟南。 李樹桐，〈李唐太原起義考實〉，收於氏著《唐史考辨》，臺北：中華書局，1965。 李樹桐，〈論唐高祖之才略〉，收於氏著《唐史考辨》，臺北：中華書局，1965。 李樹桐，〈唐隱太子建成軍功考〉，收於氏著，《唐史考辨》，臺北：中華書局，1965。 姜望來，〈李淵晉陽起兵左右軍考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4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 唐長孺，〈西晉分封與宗王出鎮〉，收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1983。 唐長孺，〈唐代的客戶〉，收於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 唐長孺，〈敦煌所出郿縣尉判集中所見的唐代防丁〉，收於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 唐長孺，〈唐代軍事制度之演變〉，收於氏著，《山居存稿續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唐長孺，〈白衣天子試釋〉，收於氏著，《山居存稿三編》，北京：中華書局，2011。 唐長孺，〈魏周府兵制度辨疑〉，收於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外一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唐耕耦，〈唐代前期的兵募〉，《歷史研究》1981年第4期，北京。 夏炎，〈試論唐代都督府與州的關係〉，《史學集刊》2008年第2期，長春。 氣賀澤保規著，宋金文、馬雷譯，〈《大唐創業起居注》的性格特點〉，收於劉俊文主編，《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張國剛，〈關於唐代兵募制度的幾個問題〉，收於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張國剛，〈唐代健兒制度考〉，收於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論集》，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張國剛，〈唐代的軍事決策與領導體制述略〉，收於高明士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政治法制篇》，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張國剛，〈唐節度使始置年代考定〉，收於氏著，《唐代藩鎮研究（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陳寅恪，〈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收於氏著，《寒柳堂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黃永年，〈論武德貞觀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鬪爭〉，收於氏著，《唐代史事考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黃永年，〈說隋末的驍果──兼論我國中古兵制的變革〉，收於氏著，《文史探微：黃永年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 黃永年，〈對府兵制所以敗壞的再認識〉，收於氏著，《文史探微：黃永年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 黃惠賢，〈略論隋煬帝之暴政〉，收於氏著，《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與資料》，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黃惠賢，〈〈無向遼東浪死歌〉考異──兼談《河洛記‧知世郎》條的史料價值〉，收於氏著，《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與資料》，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楊連達，〈唐太宗首謀晉陽起兵嗎？──關於李淵的歷史評價問題〉，收於氏著，《隋唐史與政治制度研究論集》，桂林：灕江出版社，2015。 雷家驥，〈從政局與戰略論唐初十二軍之興廢〉，《中國中古史研究》第二期，2003，臺北。 雷家驥，〈唐初十二軍及其主帥雜考論〉，《中國中古史研究》第三期，2004，臺北。 雷家驥，〈元從禁軍之建置發展以及兵源問題〉，《中國中古史研究》第四、五期合刊，2005，臺北。 雷家驥，〈試論唐初十二軍之建軍及其與十二衛的關係〉，《中國中古史研究》第十期，2010，臺北。 賴亮郡，〈唐代衛官試論〉，收於高明士主編，《唐代身分法制研究：以唐律名例律為中心》，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 賴瑞和，〈唐代使職的定義〉，《史林》2012年第2期，上海。 濱口重國，〈西魏時期的二十四軍與儀同府〉，收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 六朝隋唐》，北京：中華書局，1992。 濱口重國，〈所謂隋的廢止鄉官〉，收於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 六朝隋唐》，北京：中華書局，1992。 羅香林，〈大唐創業起居注考證〉，收於氏著，《唐代文化史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蘇基朗，〈唐代前期的都督制度及其淵源〉，《食貨月刊》復刊第14卷第11、12期合刊，1985，臺北。 嚴耕望，〈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收於氏著，《唐史研究叢稿》，九龍：新亞研究所，1969。 （四）外文論文 菊池英夫，〈唐府兵制の成立過程と北衙禁軍の起源〉，《東洋史學》v.13，1955，福岡。 菊池英夫，〈府兵制度の展開〉，收於《岩波講座世界歴史5‧古代5‧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Ⅱ》，東京，岩波書店，1970。 | |
| dc.identifier.uri | http://tdr.lib.ntu.edu.tw/jspui/handle/123456789/64349 | - |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本論文聚焦於唐代前期（618-755；從唐朝開國至安史之亂爆發前；武周時期（690-705）亦包含在內）所出現的各種軍事與政治危機及挑戰，以及此期間諸位唐朝皇帝及其高級官員所採取的對策與因應作為。唐高祖李淵建立了唐帝國，同時也為帝國的軍政制度奠定基礎。李淵為了解決當時所面臨的種種問題，遂從既有的當代制度以及傳統舊制中找尋其可用者，加以適當地改造後，應用於建立其帝國草創時期的軍政體制，其中以行臺、總管、使職等制度相互搭配而構成的地方軍政授權制度，係其尤其重要者。另一方面，李淵也改造西魏以來迄於北周所使用的府兵制，藉以重新整編、訓練其為數眾多但欠缺整合的大批軍隊，以強化其戰力；此外，李淵也將府兵分配部署至京師長安周遭的關中地區，建立軍區式的關中十二軍體系，以資對抗北方深具威脅性的東突厥。李淵對於新舊制度的運用與創造，充分展現其充滿權變特色的作風。唐太宗李世民滅東突厥後，便取消了十二軍之制，並改革府兵制，以節省軍事開支；然而，太宗往後卻數度發動大規模對外戰爭，導致新府兵制承受過大的負擔。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間，周遭各民族政權崛起，唐帝國在與鄰近各政權競爭的過程中耗費許多資源，兵員也蒙受大量損失，府兵制的運作也面臨更大的壓力。高宗朝開始實施類似十二軍之制的新軍事制度，派遣許多將領擔任使職，率兵長期駐守於戰略要地作為防禦力量；而使職也因其較佳的效率，逐漸成為唐帝國最為重要的軍事與政治制度成分。武則天統治期間，其注意力主要放在鞏固自身政治權力方面，從而忽略了軍事體系方面的敗壞，過度的兵役負擔造成了嚴重的逃戶問題。直到唐玄宗李隆基時期，才漸施行政治與軍事方面的改革以應付沉痾。帝國邊境陸續建立起以節度使擔任長官的大型軍政授權區，並以專業化的士兵負責軍事防務。使職的應用也幾乎遍於帝國政務的各個方面，而執政的權力也主要集中於由諸位宰相主持的「中書門下」。雖然唐帝國的實力確實因為改革而有所提升，但玄宗對於自身軍事才能與統御臣下技巧的高度自信，卻導致他逐漸忽視了對於節度使在其轄區內之巨大權力施加制衡的必要性；任命單一將領同時擔任兩個以上的節度使職位，這種情況在玄宗朝屢次出現。結果，其中一位兼任多個節度使的大將安祿山所掀起的安史之亂，不但重擊了玄宗的過度自信，也將唐帝國的裂隙撕成了巨大的缺口。 | zh_TW |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Thi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the cracks, which means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ris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taken by the Emperors and ruling class of the Tang Empire during its early period (618-755; before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including the Wu Zhou Dynasty (690-705). Emperor Gaozu of Tang (Li Yuan李淵), the founder of the Tang Empire, used several existing, traditional or historical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 to satisfy the needs and solve the problems towar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at time. On the one hand, Emperor Gaozu established the new local authorizing system in both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spects by the institutions like zong-guan (總管), xing-tai (行臺) and official positions named with shi (使職) , which indicated some high level royal representatives; on the other hand, he applied the military system “fubing” (府兵), which was operated from the Western Wei to the Sui Dynasty, to train his numerous but mostly raw soldiers, and created a new defensive system by deploying his soldiers called fubing into the 12 military regions spreading near the capital Chang-An (長安) in the Guan-zhong (關中) area as the twelve corps (十二軍) to resist the invasion of the Eastern Turkic Khaganate. After extinguishing the Eastern Turkic Khaganate,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Li Shimin 李世民) cancelled the twelve corps and renewed the fu-bing system to reduce the military cost. However, Emperor Taizong launched several major wars toward other foreign regimes or kingships, causing his new fubing system confronting burdens it bore hardly.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Gaozong (Li Zhi李治), the surrounding foreign regimes gradually rose, and the Tang Empire expended so much resources to compete against them, losing plenty of military manpower and then devastating the fubing system much more. Emperor Gaozong began to use a new military system similar to the twelve corps, deployed many generals and soldiers resident in a lot of important areas or forts as defensive forces, and this system ran with the shi institutions, which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militar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Tang Dynasty, for their better efficiency. While Emperor Wu Zetian (武則天) was ruling the empire, her main attention was concentrating on the stability of her political power, resulting in her neglect of the decay of the military system; the heavy burden from military service brought about common people escaping from home to avoid it. Until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zong of Tang (Li Longji李隆基), reformations in both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were gradually put into practice to fill the cracks of the empire. Several larg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regions each commanded by a jiedushi (節度使), who was the highest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official in his commanding region, were established across the border of the empire. The military responsibilities were held by professional soldiers instead of fubing or other kinds of militia. The shi institutions were existing almost every aspect of governmental affairs, and the political power was mainly centralized in the Zhongshu-menxia (中書門下) operating by the prime ministers. Although the strength of the Tang Empire was substantially improved, Emperor Xuanzong was so confident of his military ability and skill in controlling subordinates that he gradually ignored to check and balance the power of his jiedushis, who owned a lot of power in both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spects in their commanding regions, and frequently appointed one general to be two or even more jiedushis at the same time. At last one of this kind of jiedushi An Lushan (安祿山) launched a massive rebellion, crashing Emperor Xuanzong’s excessive confidence and tearing the cracks of the empire even more enormous. | en |
| dc.description.provenance | Made available in DSpace on 2021-06-16T17:42:07Z (GMT). No. of bitstreams: 1 ntu-109-D97123001-1.pdf: 2166763 bytes, checksum: 053ed0543c05eb2da28b61864df782f9 (MD5) Previous issue date: 2020 | en |
| dc.description.tableofcontents |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問題的提出 1 第二節 重要概念說明 3 第三節 主要研究課題 5 第四節 相關研究略述 6 第五節 研究取徑與相關研究素材 11 第二章 隋末致變之因與李淵的處境 第一節 隋末亂局與地方的武裝化 13 第二節 李淵起兵前夕所處之形勢 18 第三節 「復開皇之舊」與隋末群雄的號召策略 23 第三章 唐高祖的軍政權力控制與權變作風 第一節 李淵起兵時的制度創用及其意義 27 第二節 武德時期主要的地方軍政授權制度 31 第三節 李淵權變作風的制度性展現及其用人取向 39 第四章 成形於危機中的帝國軍制與兵制 第一節 武德時期「關中十二軍」的性質 49 第二節 關中十二軍的運作實態 56 第三節 貞觀府兵定制及其當代情境 64 第五章 帝國成法的調整、破壞及其再造 第一節 封建與否的徬徨與都督府制 71 第二節 府兵及非府兵的制度性崩解與三省制的偏斜 77 第三節 唐玄宗的改革、自信與自毀 84 第六章 結論 89 徵引書目 93 | |
| dc.language.iso | zh-TW | |
| dc.title | 帝國之隙：唐代前期的軍政危機及其對策 | zh_TW |
| dc.title | Cracks of the Empire: The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rises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 en |
| dc.type | Thesis | |
| dc.date.schoolyear | 108-1 | |
| dc.description.degree | 博士 | |
| dc.contributor.oralexamcommittee | 陳弱水,陳登武,方震華,趙立新 | |
| dc.subject.keyword | 唐朝,唐帝國,府兵,十二軍,軍事,政治, | zh_TW |
| dc.subject.keyword | The Tang Dynasty,The Tang Empire,Fubing,The twelve corps,Military,Politics, | en |
| dc.relation.page | 97 | |
| dc.identifier.doi | 10.6342/NTU202000649 | |
| dc.rights.note | 有償授權 | |
| dc.date.accepted | 2020-02-27 | |
| dc.contributor.author-college | 文學院 | zh_TW |
| dc.contributor.author-dept | 歷史學研究所 | zh_TW |
| 顯示於系所單位： | 歷史學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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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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