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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TU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Repository
  2. 文學院
  3. 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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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欄位值語言
dc.contributor.advisor梁庚堯(Ging-Iao Liang)
dc.contributor.authorWei-Ling Changen
dc.contributor.author張維玲zh_TW
dc.date.accessioned2021-06-15T01:27:20Z-
dc.date.available2009-07-24
dc.date.copyright2009-07-24
dc.date.issued2009
dc.date.submitted2009-07-22
dc.identifier.citation參考及徵引文獻
一、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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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台北:藝文,1973,據吳興張氏釆輯善本彙刊本影印。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收入《四庫全書》。臺北:商務,1983。
[宋]李心傳,《道命錄》,收入《宋史資料萃編》。台北:文海,1981。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2004。
[宋]徐自明編,《宋宰輔編年錄》,收入《宋史資料萃編》。台北:文海,1967。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收入《宋史要籍彙編》。上海:古籍,1987。
[宋]樵川樵叟,《慶元黨禁》,收入《宋代傳記資料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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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馮琦,《宋史紀事本末》。臺北:三民,1956。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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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黃宗羲,《宋元學案》。臺北:河洛,1975。
2、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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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之望,《漢濱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收入《四部叢刊續編˙三編》。臺北:商務,1966。
[宋]史浩,《鄮峰真隱漫錄》,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台北:商務,1971。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20~25冊,上海:古籍,2002。
[宋]吳泳,《鶴林集》,收入《四庫全書》。臺北:商務,1983。
[宋]呂祖謙,《東萊集》,收入《四庫全書》。臺北:商務,1983。
[宋]汪應辰,《文定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十集》。臺北:商務,出版年不詳。
[宋]周必大,《文忠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二集》。台北:商務,1971。
[宋]林光朝,《艾軒集》,收入《四庫全書》。臺北:商務,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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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臺北:臺灣商務,1979。
[宋]袁燮,《絜齋集》,收入《四庫全書》。臺北:商務,1983。
[宋]張栻,《南軒集》,台北:廣學社,1975。
[宋]陳亮,《龍川集》,收入《四庫全書》。台北:商務,1986。
[宋]陳亮撰,鄧廣銘點校,《陳亮集》,石家莊市:河北教育,2003。
[宋]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商務,1979。
[宋]陸九淵,《陸象山全集》,臺北:世界,1971。
[宋]彭龜年,《止堂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別集》。台北:商務,1975。
[宋]黃榦,《勉齋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商務,1983。
[宋]楊萬里,《誠齋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商務,1983。
[宋]葉適,《水心文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商務,1979。
[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臺北:商務,1979。
[宋]樓鑰,《攻媿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商務,1979。
[宋]衛涇,《後樂集》,收入《四庫全書》。臺北:商務,1983。
[宋]薛季宣,《浪語集》,收入《四庫全書珍本˙七集》。臺北:商務,1977。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收入《四庫全書》。臺北:商務,1983。
[宋]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商務,1979。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收入《四部叢刊正編》。台北:商務,1979。
3、筆記
[宋]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宋]周密,《齊東野語》,收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刋》。北京:中華書局,1983。
[宋]周密,《癸辛雜試》,收入《歷代史料筆記叢刋》。北京:中華書局,1988。
[宋]岳柯,《桯史》,收入《歷代史料筆記叢刋》。北京:中華,1981。
[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古籍,1978。
[宋]張端義,《貴耳集》,鄭州:中州古籍,2005。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收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刋》。西安:三秦,2004。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收入《唐宋史料筆記叢刋》。北京:中華,1983。
[明]紹經邦,《弘簡錄》。臺北:廣文,1968。
4、地志、其他
[宋]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台北:成文,1983,據清嘉慶二十五年刊本影印。
[宋]何異,《宋中興百官題名》,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
[宋]施宿,《嘉泰會稽志》,臺北:成文,1983,據清嘉慶十三年刊本影印。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1986。
[宋]鮑廉,《琴川志》。台北:成文,1983,據鈔本影印。
[宋]羅濬等,《寶慶四明志》。台北:成文,1983,據清咸豐四年刊本影印。
[元]楊譓,《至正崑山郡志》。臺北:成文,1983。
[明]楊士奇、黃淮等編,《歷代名臣奏議》,收入《四庫全書》。台北:商務,1983。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合肥:黃山書舍,2004。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北京:中華,1998。
[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收入《四庫全書》。台北:商務,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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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台北:成文,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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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人研究
1、 專書
方豪,《宋史》。台北:中華文化,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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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迎平,《永嘉鉅子:葉適傳》。杭州:浙江人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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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洪澤編,《尤袤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四川:成都大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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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翰,《宋代政治史》。台北:正中,1989。
金豫黻,《宋遼金史》。台北:樂天,1971。
高令印《福建朱子學》。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上海:人民社出版,1989。
陳垣,《二十史朔閏表》。出版地不詳:勵耘書屋,1925。
陳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陳樂素,《求是集》。廣東:廣東人民出版,1986。
陳榮捷《朱子新探索》。台北:學生書局,1988。
張孟倫,《宋代興亡史》。上海:上海書店,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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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台北:東大,2006。
楊世文,《薛季宣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四川:成都大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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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台北:聯經,1987。
劉樹勛,《閩學源流》。福州市: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潘富恩,徐余慶,《呂祖謙評傳》。南京:南京大學,1992。
鄭鶴聲編,《袁樞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波主編,《宋人年譜叢刊》。四川:成都大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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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敦基,《人龍文虎:陳亮傳》。杭州:浙江人民,2006。
錢穆,《朱子新學案》。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1995。
錢穆,《宋明理學概述》。台北:蘭臺,2001。
錢穆,《國史新論》。台北:東大,1998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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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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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正色立朝的賢相˙陳俊卿〉,《通識研究集刊》。第2期,2002,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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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寬重,〈從和戰到南北人──南宋時代的政治難題〉,收入《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出版,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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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義斌,〈史浩與南宋孝宗朝政局──兼論孝宗之不久相〉,《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15期,1982,台北,41~76。
蔡東州、唐祿祥,〈論南宋同西夏的關係〉,《四川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1992,四川,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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酈家駒〈試論關於韓侂冑評價的若干問題〉,《中國史研究》。第2期,1981,北京,147~161。
[日]安倍直之,〈南宋孝宗朝の皇帝側近官〉,《集刊東洋学》。第88卷,2002,仙台市,83~103。
[日]藤本猛,〈武臣の清要―南宋孝宗朝の政治状況と閤門舎人〉,《東洋史研究》。第63卷第1號,2004,京都市,1~35。
[日] 寺地遵,〈韓侂冑專権の成立〉,《史學研究》,第247期,2005,廣島,20~43。
[日] 小林晃,〈南宋中期における韓侂冑專権の確立過程〉,《史學雜誌》,第115期,2006,東京,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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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description.abstract本文主旨是藉皇權、近習、道學型士大夫、恢復議題四因素的相互作用,架構起南宋中期的歷史進程,以闡述南宋中期的政治特色。道學型士大夫是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提出的概念,指該士大夫與道學家有共同的理想或理念「型態」,此即是與朱熹「氣類相近」之處,他們之間存有複雜的交遊網絡;近習則是皇帝身旁、處於內朝的寵臣;「恢復」即指「恢復中原」,是南宋特殊政治環境下的專有指稱。
第一章以事件為軸,並分析參與者的身分,說明在隆興元年至乾道六年,不斷向宋孝宗聲討近習之害的士大夫,即以所謂「道學型士大夫」為主。他們共同的反近習態度,就是使他們凝聚成「道學集團」的因素。道學型士大夫反對近習的深層原因,乃因近習干政破壞了「紀綱」,使外廷臣僚無法守其「職分」。此外,自秦檜當政時,便與高宗朝近習聯合,結成主和陣營;這種政治態勢延續至孝宗隆興時期,反映在主和宰相湯思退與近習龍大淵合作,並與張浚為首的反和議派鬥爭,道學型士大夫則多支持張浚。而近習對和議的參與,多少使道學型士大夫感到和議更具不正當性。
第二章討論在道學型士大夫反近習的政局中,政策性議題「恢復」為何發生質變。歷來論宋孝宗的著作,一方面無法忽視孝宗寵信近習,一方面又稱讚他對「恢復」的努力,彷彿兩者毫無關聯、可以分開看待。本章指出近習對「恢復」事業廣泛、深入的參與,使外廷部分官僚職權被侵奪,而軍中賄賂公行,也使恢復事業弊病叢生;其次,近習與主恢復宰相所採取的恢復策略是「急進」的,在朝野迎合急進恢復的言論充斥下,南宋很有可能未準備充分就與金開戰。這都使「恢復」在道學型士大夫心目中發生變質,成為非正義群體獲取己利的招牌,於是道學型士大夫不得不放棄與金「不共戴天」的復仇論調,並轉而強調修政「十年」,甚至贊成暫時與金和議,以攻擊急進的恢復政策。近習不論是在隆興時主和,或乾道時轉為積極參與恢復工作,都可見其迎合皇帝的意志。朱熹曾說:「言規恢於紹興之間者為正,言規恢於乾道以後者為邪。」這個評論,便要置於此政治態勢下才得以真正理解。
第三章討論道學型士大夫諫近習與恢復後,如何面對不利的政治局勢。張說事件中,浙東事功學派也加入聲討近習。龔茂良(亦為道學型士大夫)事件尤為重要。近習曾覿為了打擊道學集團,利用諫官以「不談恢復」等罪名彈劾參政龔茂良,爾後,更以「植黨」罪名打擊與龔茂良要好的道學型士大夫,這即是南宋中期道學首次被控結黨。但因孝宗急採煞車,而未使黨論擴大,但也因此學界容易忽略龔茂良事件。到了淳熙八年,孝宗有感於恢復之無成,一方面逐退了內廷的近習,一方面外廷的趙雄罷相,結束了急進的恢復政策。
第四章討論淳熙九年到開禧北伐(1182~1207)時期的政局,在那些方面延續自淳熙八年以前的政治態勢,「慶元黨禁」在此脈絡下將可看出其深刻意義。韓侂冑的近習身分使他遭到道學型士大夫激烈的反對,因此,他實比余英時先生筆下的「官僚集團」更有理由對道學反感。依此而論,慶元黨禁絕非獨立的政治事件,而是南宋中期道學集團與近習最後也最激烈的對決。而韓侂冑過去受到孝宗影響而產生的恢復意識,使他當權後留意軍事,似無愧於他的前輩近習,爾後更將恢復付諸實踐。未充分準備的開禧北伐,仍得到朝野蜂起的迎合聲浪,道學型士大夫則有不少人站出來呼籲謹慎,反對北伐,這也重演了孝宗乾道六年急進恢復與道學集團穩健態度的對立。
zh_TW
dc.description.abstractThe central theme of this thesis is to explain Southern Song dynasty’s politic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four main factors that dominate the historical progress during mid-Southern Song dynasty: imperial power, Favorites,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and the legitimacy restoration issue.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a concept brought up by Yu Yingshi(余英時) in his “The History World of Zhu Xi”,(《朱熹的歷史世界》) refers to, in the context of this thesis, Neo-Confucians who adhere to Li-xue; it is expanded to include scholar-bureaucrats who identify with Li-xu and represent quasi Neo-Confucian behaviors. Within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there exists a complex interrelationship. Favorites are the personnel serving in the inner court for the emperor. Legitimacy restoration refers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omplete legitimacy over the Chinese territory, given that Southern Song dynasty controls only the Southern part of China.
Chapter one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the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who relentlessly reprimand to the emperor, Song Xiaozong,(宋孝宗) the danger of the Favorites, during1163 to 1170. Their anti-Favorites attitude motivated the formation of their political group. A root cause of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anti-Favorites position is due to the harm to the court disciplines caused by the Favorites’ interference with politics, so that the officials in the outer court are therefore driven unable to satisfy their duty in office. In addition, since Gaozong’s(高宗) time when Qin Kuai’s(秦檜) still in power, he collaborates with the Favorites and promotes peace agreement with Jin. This inclination has persisted till Xiaozong’s early time, represented by prime minister Tang Situe(湯思退) and Favorite Long Dayuan’s(龍大淵) pro-peace collaboration. They have been competing with the anti-peace collaboration led by Zhang Jun,(張浚) who is supported by the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The Favorites’ participation in the peace agreement further strengthens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perception that peace agreement is unjustifiable.
Chapter two discusses the factors that undermine the political issues of legitimacy restoration amid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anti-Favorites campaign. It is explained that the Favorites’ extens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restoration issue has entrenched part of the outer court officials’ authority; corruptions in the military also produce various abuses within the restoration progress. Also, the Favorites and the pro-restoration prime minister adopt an aggressive approach to restoration, and in a political climate where people largely uphold an aggressive restoration proposal, Southern Song is likely to start war with Jin even when it is not fully prepared. These, have all influenced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perception of restoration which, in their eyes, is used by certain people to acquire unjust personal gain. The consequences also make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uphold a proposal on a ten years preparation; they even approve of a temporary peace agreement with Jin in order to prohibit the aggressive restoration proposal. Whether a pro-peace position in Longxing(隆興) or later an aggressive restoration proposal in Qiandao(乾道), the Favorites act only in the emperor’s favor. It is under this political context that we understand the statement from Zhu Xi: “the talk of restoration in Shaoxing(紹興) is virtue, in Qiandao and after is vice.”
Chapter three looks into how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deal with their political disadvantage after they have criticized the Favorites and the restoration proposal. In the issue of Zhang Yue(張說), the Eastern Zhejiang School(浙東學派) also participates in reproaching the Favorites. Gong Mao Liang(龔茂良), a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 has engaged in a related issue. Favorite Zeng Di(曾覿), with the purpose of attacking the group of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induces opinion official Xie Kuoran(謝廓然) to impeach Gong on the charge of “no restoration”; later, he further attacks some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who befriended with Gong by accusing them of cliquing. This is the first incident that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are accused of cliquism, but it is later curbed by Xiaozong. In 1181, upon realizing that restoration lacks promise, Xiaozong expels the Favorites in the inner court and the pro-restoration prime minister Zhao Xiong(趙雄) in the outer court, and puts an end to the aggressive restoration proposal.
Chapter four discusses what aspects the period from 1182 to 1207 has inherited from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before 1181. It is under this analysis that we look a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ohibition of Parties in Qingyuan period(慶元黨禁). As a Favorite, Han Tuozhou(韓侂冑) is opposed by other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and is actually more against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than the group of scholar-bureacrates(官僚集團) that Yu Yingshi identifies. Given that, the Prohibition of Parties in Qingyuan period is not an individual political issue, but an ultimate battle between the group of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and Favorites in mid-Southern Song dynasty. Han Tuozhou, with restoration in mind, as a result from Xiaozong’s influence, becomes concerned with military issues when he’s in power. He is the successor of the previous Favorites, and puts restoration proposal into practice. The very much unprepared Kaixi Northern Expedition(開禧北伐) has gained widespread approval throughout the governm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everal 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who stand up and oppose this decision. This in turn, repeats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aggressive restoration proposal and the steady proposal that takes place in 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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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issue dat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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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description.tableofcontents目錄
序言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v
序論 1
第一章:道學型士大夫的凝聚──反近習主力的形成 13
一、反近習的序幕──曾龍事件 13
二、近習參與下的和議與反和議鬥爭 23
三、道學型士大夫的排曾龍運動 29
四、紹興末反近習的端倪 36
五、道學型士大夫反對近習的政治意義 39
第二章:「恢復」的質變 44
一、近習對恢復工作的參與 44
二、中外相應──近習與主恢復宰相的聯合 53
三、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的批判 60
第三章 近習勢力的上升與被逐 69
一、反近習執政──張說事件 69
二、近習興黨論──龔茂良英州之禍 78
三、黨論的消退 88
四、近習勢力的消退與急進恢復的放棄 94
第四章、政治特色的延續──淳熙九年到開禧北伐 99
一、孝宗後期政局與官僚型士大夫對近習的態度 99
二、光宗時期:道學型士大夫對近習姜特立的批判 105
三、寧宗前期:道學型士大夫對近習韓侂冑的批判 112
結論 123
附錄:各章節出現的道學型士大夫 126
參考及徵引文獻 127
dc.language.isozh-TW
dc.subject慶元黨禁zh_TW
dc.subject道學型士大夫zh_TW
dc.subject朱熹zh_TW
dc.subject近習zh_TW
dc.subject恢復zh_TW
dc.subject宋孝宗zh_TW
dc.subjectImperial poweren
dc.subjectLegitimacy restorationen
dc.subjectZhu Xien
dc.subject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en
dc.subjectFavoritesen
dc.title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zh_TW
dc.title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 Attitude Toward the Legitimacy Restoration in the mid-Southern Song Dynasty’s Anti-Favorites Campaign (1163~1207)en
dc.typeThesis
dc.date.schoolyear97-2
dc.description.degree碩士
dc.contributor.oralexamcommittee柳立言,黃寬重
dc.subject.keyword道學型士大夫,朱熹,近習,恢復,宋孝宗,慶元黨禁,zh_TW
dc.subject.keywordImperial power,Favorites,Dao-Xue type scholar-bureaucrats,Zhu Xi,Legitimacy restoration,en
dc.relation.page133
dc.rights.note有償授權
dc.date.accepted2009-07-23
dc.contributor.author-college文學院zh_TW
dc.contributor.author-dept歷史學研究所zh_TW
顯示於系所單位: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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