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日本少年法之修正

Abstract

日本戰後的少年法制，承襲了美國少年法制的理念，以國親思想為基礎，少年之健全培育為目的，架構出一個司法機能與福利機能聯繫、整合之少年司法福利體系。然而就在1948年少年法制定施行後不久，法務省當局隨即基於擴大檢察官權限之立場，不斷提出修法主張。而在法務省之少年法修正議論中，最高法院原本基於保護主義的立場堅決反對法務省關於擴張檢察官權限之主張，但於嗣後的「中間報告」中，最高法院卻一反以往態度，轉而與法務省妥協。就在此種背景下，實務界與學界展開了不同於法務省修法主張之路，此即係最高法院於1983年作成兩個關於保障正當程序之判決後，學界及實務界將焦點集中在非行事實認定過程中正當程序保障之問題上，進而主張少年審判程序二分，而此主張嗣後也成為學界與實務界的通說。 經過少年法前期修正運動後，隨著社會上少年概念的轉變、少年責任的強調、重大少年非行事件的相繼發生、少年犯罪被害人運動的發展，政府當局延續著前期修正運動中一貫的嚴罰論述，透過操作犯罪議題將少年法修正問題政治化。後期修正運動不同於前期修正運動之特點在於後期修正議論中納入了社會大眾潛在被害情結觀點的考量，被害人的聲音在後期修正運動中透過媒體訴諸於社會大眾的潛在被害情結，再加上政府當局的刻意操作，進而影響了2000年少年法的嚴罰化修正，嗣後，隋著長崎事件及佐世保事件的發生，日本社會處於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懼中，此種社會雰圍因而更促成了2005年少年法部分修正法律案的提出。 就在日本少年司法福利體系不斷受到政府當局一連串的擴張刑事司法機能之影響以及社會大眾潛在被害情結的影響中，實務家、學者、以及律師界等法律人的態度特別值得注意，雖然在修正運動中，曾經出現從保障少年健全成長發達權之觀點來進行正當程序議論之主張，但嗣後不久此種議論主張逐漸銷聲匿跡，反而是所謂「非行事實認定之正當程序保障」的議論成為法律人間的主流議論，大部分的法律人傾全力專注於如何使少年審判中非行事實認定之司法機能充分發揮，並期望藉由職權證據調查與補充搜查來達到法院發現真實之目的。更甚者，在後期修正運動之末期中，此種非行事實認定之正當程序的議論基礎開始產生了轉變，逐漸被社會大眾的觀點入侵，轉而以「確保社會大眾之信賴感」為議論基礎，期望藉由檢察官參與審判及賦予檢察官抗告權來謀求社會大眾對非行事實認定之正當化的信賴，因此，法律人之議論實際上是隱蔽了嚴罰化少年法之主張，出現了嗣後必然會產生的交集現象。而正是此種過於重視少年司法福利體系中司法機能的態度，造成2000年的修法以及其後實務的運用上重視非行結果的重大性與對社會影響的嚴重性，且逐漸導致少年審判中福利機能的後退，並使少年司法福利體系逐漸衰亡而走上「司法」與「福利」分殊化的途徑上。 相較於日本少年法的嚴罰化修正，我國1997年少年事件處理法以「贖罪」及「成長過程之非連續性」為思想基礎，創設了一個能夠隔離社會現實力量影響之新少年司法福利體系，更重要的是要求少年法官擔負起隔離來自於本身傳統濃厚的刑事司法力量的影響，確保少年司法福利體系內部運作的獨立性。然而新法施行後，實務上並沒有完全貫徹新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精神，尤其是在區分少年保護事件及少年刑事案件的處理上，雖然新法設計了許多回流管道企圖將少年刑事案件重新納入少年司法福利體系中處理，然而實務運作上部分司法人員依然固守傳統見解，認為少年刑事案件的處理不過就是「小型的刑事訴訟案件」。因此，本文透過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目的解釋與體系解釋，再次確立少年刑事案件的處理中亦有程序二分原則的適用，使少年法官及檢察官的角色與定位能符合少年司法福利體系所要求之目的。此外，除了藉由條文的目的解釋與體系解釋再次確立少年法官及檢察官的角色與定位外，真正要能確保少年司法福利體系獨立運作之可能性的作法，還必須針對少年法官不斷進行在職訓練，同時也應設置少年檢察官，再加上強化少年司法福利體系與福利行政體系間充分聯繫耦合，方能建立起完善的少年司法福利體系，實現保障少年健全自我成長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