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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 欄位 | 值 | 語言 |
|---|---|---|
| dc.contributor.advisor | 阮芝生(Jy-Sheng Ruaan) | |
| dc.contributor.author | Shih-Hao Lu | en |
| dc.contributor.author | 呂世浩 | zh_TW |
| dc.date.accessioned | 2021-06-08T07:27:20Z | - |
| dc.date.copyright | 2008-07-17 | |
| dc.date.issued | 2008 | |
| dc.date.submitted | 2008-07-10 | |
| dc.identifier.citation | 一、傳統文獻（依作者時代先後排列，如作者歷經多朝，則從其心願）
(1) 《十三經注疏》，台北：啟明書局據粹芬閣藏版影印，1959。 (2) （秦）呂不韋撰，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2002。 (3) （漢）董仲舒撰，（清）蘇輿義證，《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2。 (4)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景印北京圖書館藏南宋紹興初杭州刻本，1955。 (5)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9。 (6)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宏業書局影本，1990。 (7) （漢）桓寬撰，王貞岷注譯，王利器審訂，《鹽鐵論譯注》，長春：吉林文史，1995。 (8) （漢）劉向，《新序》，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清光緖蔣鳳藻校刊本影印，1968。 (9) （漢）劉向，《說苑》，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縮印宋刋本，1965。 (10) （漢）揚雄撰，（清）汪榮寶義疏，《法言義疏》卷十五，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7。 (11) （漢）揚雄，《方言》，清光緖元年（1875）湖北崇文書局原刻本。 (12)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62。 (13) （漢）王充撰，劉盼遂集解，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14)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影本，1963。 (15) （漢）蔡邕，《獨斷》，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四部叢刊本，1981。 (16) （魏）張揖，《廣雅》，明天啓丙寅（六年）武林郎氏堂策檻刊本。 (17)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63。 (18) （晉）葛洪，《西京雜記》，北京：中華書局據抱經堂本排印，1991。 (19) （晉）葛洪撰，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20) （晉）常璩撰，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1987。 (21)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65。 (22) （梁）蕭統選、（唐）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影北京圖書館藏宋淳熙八年刻本，1974。 (23) （隋）姚察、（唐）魏徵、姚思廉同撰，《新校本梁書附索引》，台北：鼎文書局影本，1999。 (24) （唐）房玄齡，《晉書》，上海：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排印本，1927。 (25) （唐）魏徵，《隋書》，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3。 (26) （唐）歐陽詢等，《藝文類聚》，明萬曆丁亥（十五年）秣陵王元貞校刊本。 (27) （唐）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台北：里仁書局，1980。 (28) （唐）張懷瓘，《書斷》，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宋咸淳左圭輯刊本，1967。 (29)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影本，1988。 (30) （唐）馬總輯，《意林》，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影印，1969。 (31) （宋）李昉等纂，《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複製重印，1960。 (32)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56。 (33)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四部叢刊本，1979。 (34) （宋）沈括，《夢溪筆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排印本，1956。 (35) （宋）沈括，《補筆談》，台北：藝文印書館景印清嘉慶張海鵬輯刊本。 (36) （宋）真德秀編，《文章正宗》，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本，1975。 (37) （宋）毛晃增注，毛居正重增，《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北京：北京圖書館景印元至正十五年日新书堂刻本，2005。 (38) （宋）高似孫，《史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光緖黎庶昌校刊本影印。 (39) （宋）鄭樵，《通志》，清乾隆十二年（1747）武英殿校刊本。 (40)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排印本，1985。 (41) （宋）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民國十三年胡宗楙刊刻本影印，1972。 (42) （宋）呂祖謙，《大事記解題》，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清同治光緖間胡鳳丹輯刊本影印，1968。 (43)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縮印宋刊本，1965。 (44) （宋）黃震，《黃氏日抄》，東京：中文出版社據日本立命館大學圖書館藏書影印，1979。 (45) （宋）黃震，《古今紀要》，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新安汪氏重刻本。 (46) （宋）王應麟纂，《玉海》，南京：江蘇古籍據清光緒九年浙江書局刊本影印，1987。 (47) （宋）倪思撰，（宋）劉辰翁評，《班馬異同評》，台南：莊嚴文化據江西省博物館藏明嘉靖十六年李元陽刻本影印，1996。 (48) （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清光緖王灝輯刊本影印，1966。 (49) （宋）馬端臨，《文獻通考》，清光緖二十七年（1901）上海圖書集成局據武英殿聚珍版校印本。 (50) （明）何喬新，《何文肅公文集》，台北：偉文圖書公司影本，1976。 (51) （明）凌稚隆輯校，（明）李光縉增補，（日）有井範平補標，《史記評林補標》，台北：地球影本，1992。 (52) （明）焦竑，《焦氏筆乘》，台北：藝文印書館1985據清咸豐伍崇曜校刊本影印。 (53) （明）許相卿，《史漢方駕》，台南：莊嚴文化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徐禾刻本影印，1996。 (54)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長沙：嶽麓書社，1988。 (55) （明）徐枋，《居易堂集》，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涵芬樓影印固安劉氏藏原刊本影本，1936。 (56) （明）萬斯同，《群書疑辯》，清嘉慶丙子(二十一)年甬上水氏供石亭刊本。 (57) （清）吳見思，《史記論文》，清康熙丁卯（1687）尺木堂刊本。 (58) （清）張玉書等奉勅編，《康熙字典》，上海：章福記書局1925影清殿本。 (59) （清）方苞，《史記注補正》，收於《二十五史三編》，張舜徽主編，長沙：岳麓書社影本，1994。 (60) （清）牛運震，《讀史糾謬》，清嘉慶年間空山堂刊本。 (61) （清）盧文弨，《續漢書志注補》，收入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二十五史補編》，台北：台灣開明書局影本，1959。 (62)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清光緖廣雅書局原刻本影印，1964。 (63)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台北：鼎文書局影本，1975。 (64)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影經韻樓版，1974。 (65)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上海：上海古籍影民國十一年(1922)劉氏嘉業堂刻章氏遺書本，1997。 (66) （清）章學誠，《校讎通義》，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清咸豐伍崇曜校刊本影印，1965。 (67) （清）梁玉繩，《史記志疑》，台北：學生書局影本，1970。 (68) （清）梁玉繩等撰，《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2。 (69) （清）永瑢、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及嘉慶後印本影印。 (70)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清乾隆嘉慶間小倉山房刊本。 (71) （清）阮元，《詁經精舍文集》，北京：中華書局排印本，1985。 (72) （清）王昶，《金石萃編》，清嘉慶十年（1805）靑浦王氏經訓堂藏板本。 (73) （清）周濟，《求志堂存稿彙編》，清光緒十八年周恭壽刊本。 (74) （清）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北京：中華書局影本，1988。 (75)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台北：宏業書局影本，1974。 (76) （清）孫星衍等輯，周天游點校，《漢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0。 (77) （清）包世臣，《安吳四種》，道光廿六年白門倦游閣刊本。 (78) （清）沈欽韓，《漢書疏證》，上海：上海古籍據清光緖六年（1880）浙江官書局刻本影印，2006。 (79) （清）嚴可均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91。 (80) （清）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台北：廣文書局影本，1969。 (81) （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清光緖廣雅書局原刻本影印，1964 (82) （清）崔適，《史記探源》，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6。 (83) （清）葉德輝，《藏書十約》，清光緒壬寅（1902）長沙葉氏刊行本。 (84) （清）劉咸炘，《四史知意》，台北：鼎文書局影本，1976。 (85) （清）孫德謙，《漢書藝文志舉例》，台北：台灣開明書局二十五史補編本，1959 (86) （清）王國維，《觀堂集林》，台北：藝文印書館據民國十二（癸亥）年烏程蔣氏密韻樓本影印，1956。 (87) （清）王國維，《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手稿本，1976， 二、近人專著（依出版年份先後排列） （1） 羅根澤，《管子探源》，上海：中華書局，1931。 （2） 魏應麒，《中國史學史》，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 （3） 王玉璋，《中國史學史概論》，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42。 （4） 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重慶：獨立，1943。 （5） 董允輝，《中國史學史初稿》，民國三十四（1945）年刊本。 （6）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7） 李宗侗，《中國史學史》，台北市：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3。 （8） 施之勉，《漢史辨疑》，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4。 （9） 鄭鶴聲，《司馬遷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56。 （10） 郭嵩燾，《史記札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 （11） 朱東潤，《史記考索》，台北：台灣開明書局，1957。 （12） 張心澂編著，《偽書通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 （13） 文史哲雜誌編輯部編，《司馬遷與史記》，中華書局，1957。 （14） 陳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西安：陝西人民，1957。 （15） 勞榦，《居延漢簡考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9。 （16） 余嘉錫，《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1963。 （17） 阮芝生，《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收入《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之二十八，1969。 （18）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1。 （19） 錢穆，《國史大綱》，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排印本，1974。 （20） 吳福助，《史漢關係》，台中：曾文，1975。 （21） 孫德謙，《太史公書義法》，台北：鼎文書局影本，1976。 （22）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 （23）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1976。 （24） 陳直，《史記新證》，天津：天津人民，1979。 （25） 安作璋，《班固與漢書》，濟南：山東人民，1979。 （26） 陳直，《漢書新證》，天津：天津人民，1979。 （27）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台北：學生書局，1979。 （28） 陳夢家，《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 （2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 （3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滿城漢墓發掘報告》，北京：文物，1980 。 （31） 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1981。 （32） 施丁、陳可青編著，《司馬遷研究新論》，鄭州：河南人民，1982。 （33） 呂思勉，《讀史札記》，台北：木鐸，1983。 （34） 王叔岷，《史記斠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3。 （35） 張孟倫，《中國史學史》，蘭州：甘肅人民，1983。 （36） 倉修良、魏得良，《中國古代史學史簡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1983。 （37） 熊十力，《讀經示要》，台北：明文書局，1984。 （38） 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濟南：齊魯書社，1984。 （39） 林梅村、李均明編，《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北京：文物，1984。 （40） 施丁，《古籍整理論文集》，蘭州：甘肅人民，1984。 （41） 李長之，《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北京：三聯書店，1984。 （42） 徐朔方，《史漢論稿》，南京：江蘇古籍，1984。 （43） 錢穆，《秦漢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5。 （44） 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濟南：齊魯書社，1985。 （45） 楊鴻年，《漢魏制度叢考》，武漢：武漢大學，1985。 （46） 張大可，《史記研究》，蘭州：甘肅人民，1985。 （47） 程金造，《史記管窺》，西安：陝西人民，1985。 （48） 劉節，《中國史學史稿》，台北市：弘文館，1985。 （49） 尹達，《中國史學發展史》，洛陽：中州古籍，1985。 （50） 高國抗，《中國古代史學概要》，廣東：高等教育，1985。 （51） 張添丁，《司馬遷春秋學》，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73學年度博士論文，1985。 （52） 楊燕起、陳長青、賴長揚編，《歷代名家評史記》，北京師範大學，1986。 （53） 金少英集釋，李慶善整理，《漢書食貨志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6。 （54）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上海：上海人民，1986。 （55） 王明通，《漢書導論》，台北：康橋，1987。 （56） 邢義田，《秦漢史論稿》，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 （57） 施丁，《中國史學簡史》，洛陽：中州古籍，1987。 （58） 陶懋炳，《中國古代史學史略》，長沙：湖南人民，1987。 （59） 金春峰，《漢代思想史》，自貢：中國社會科學，1987。 （60）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1987。 （61） 陳直，《文史考古論叢》，天津：天津古籍，1988。 （62） 王利器注譯，《史記注譯》，北京：新華書店，1988。 （63） 鄒賢俊，《中國古代史學史綱》，武昌：華中師範大學，1989。 （64） 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 （65） 黃文弼，《羅布淖爾考古記》，蘭州：蘭州古籍排印本，1990。 （66）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1990。 （67） 陳連慶，《中國古代史研究》，長春：吉林文史，1991。 （68）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 （69）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 : 甲渠候官》，北京：中華書局，1994。 （70） 朴宰雨，《「史記」「漢書」比較研究》，北京：中國文學，1994。 （71） 歷史研究編輯部編，《司馬遷與《史記》論集》第一輯，西安：陝西人民，1994。 （72） 李慈銘，《漢書札記》，長沙：岳麓書社，1994。 （73） 潘德深，《中國史學史》，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4。 （74） 徐蘋芳，《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台北：允晨文化，1995。 （75） 施丁，《司馬遷行年新考》，西安：陜西人民教育，1995。 （76） 安作璋，《班固評傳》，南寧：廣西教育，1996。 （77） 宋衍申，《中國史學史綱要》，長春：東北師範大學，1996。 （78） 吳懷祺，《中國史學思想史》，合肥：安徽人民，1996。 （79）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學，1996。 （80） 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台北：里仁書局，1997。 （81）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1997。 （82） 李炳泉、邱富生，《中國史學史綱》，大連：遼寧師範大學，1997。 （83） 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北京：中華書局，1997。 （84） 呂世浩，《從五體末篇看《史記》的特質──以〈平準〉、〈三王〉、〈今上〉三篇為主》，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86學年度碩士論文，1998。 （85） 白壽彝，《中國史學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86） 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南寧：廣西教育，1999。 （87） 張鵬一，《太史公年譜》，北京市：北京圖書館，1999。 （88）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1999。 （89）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石家莊：河北教育，2000。 （90） 余嘉錫，《余嘉錫說文獻學》，上海：上海古籍，2001。 （91） 胡平生、張德芳，《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上海古籍，2001。 （92） 傅剛，《昭明文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1。 （93） 朱浩毅，《漢莽諸子與《太史公書》》，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2002年碩士論文。 （94） 關凱元，《從言語犯罪到文字犯罪—論漢唐宋誹謗法之演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95） 杜永梅，《兩漢之際的史學》，內蒙古大學歷史學研究所2004年碩士論文。 （96） 袁傳璋，《太史公生平著作考論》，合肥：安徽人民，2005。 （97）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2005。 （98） 許殿才，《中國史學史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2006。 （99） 李紀祥，《史記五論》，台北：文津，2007。 三、近人論文（依發表年份先後排列） （1） 程千帆，〈別錄七略漢志源流異同考〉，《金大文學院季刊》第2卷第1期，1935。 （2） 蒙文通，〈漢代之經濟政策〉，《說文月刊》第4期，1944。 （3） 嚴耕望，〈秦漢郎吏制度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3冊上，1951。 （4） 曲穎生，〈史記八書存亡真偽疏辨〉，《大陸雜誌》9卷12期，1954。 （5） 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問題〉，《歷史研究》1955年第6期。 （6） 郭沫若，〈關於司馬遷之死〉，《歷史研究》1956年第4期。 （7） 劉正浩，〈太史公左氏春秋義述〉，《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6號，1962。 （8） 施之勉，〈讀《史記會注考證》札記──〈封禪書〉第六、〈河渠書〉第七、〈平準書〉第八〉，《大陸雜誌》41卷3期，1970。 （9） 阮芝生，〈司馬遷的心〉，《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23期，1974。 （10） 阮芝生，〈試論司馬遷所說的「通古今之變」〉，收入《沈剛伯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聯經，1976。 （11）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12） 阮芝生，〈論《史記》五體及「太史公曰」的述與作〉，《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6期，1979。 （13） 楊向奎，〈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中國史研究》1979 年第1 期。 （14） 賴長揚，〈司馬遷與春秋公羊學〉，《史學史研究》1979 年第4 期。 （15） 施丁，〈司馬遷寫當代史〉，《歷史研究》1979年第7期。 （16） 阮芝生，〈論《史記》五體的體系關連〉，《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7期，1980。 （17） 俞旦初，〈梁啓超論中國史學史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史學史資料》1980年第4期。 （18） 阮芝生，〈〈伯夷列傳〉析論〉，《大陸雜誌》63卷3期，1981。 （19） 阮芝生，〈〈伯夷列傳〉發微〉，《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34期，1981。 （20） 李解民，〈《史記》表中的倒文〉，收入《學林漫錄》第三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21） 施丁，〈司馬遷寫「今上（漢武帝）」〉，收入施丁、陳可青編《司馬遷研究新論》，鄭州：河南人民，1982。 （22） 張大可，〈《史記》殘缺與補篡考辨〉，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3期。 （23） 吳汝煜，〈史記與公羊學〉，《徐州師院學報》1982 年第2 期。 （24） 阮芝生，〈《史記》的特質〉，《中國學報》29期，漢城：韓國中國學會，1989。 （25） 阮芝生，〈《史記•河渠書》析論〉，《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5期，1990。 （26） 姜樹，〈試論司馬遷關於農工商虞的整體構思：讀〈平準書〉和〈貨殖列傳〉〉，《齊齊哈爾社會科學》1991年第3期 （27） 逯耀東，〈漢武帝封禪與史記封禪書〉，收入《第二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中：青峰，1991。 （28） 逯耀東，〈論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兩個層次──〈太史公自序〉的「拾遺補藝」〉，《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17期，1992。 （29） 彭清深，〈司馬遷經濟思想準則：《史記•平準書•貨殖列傳》學習札記〉，〈青海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4期。 （30） 逯耀東，〈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今」之開端〉，《輔仁歷史學報》第5期，1993。 （31） 逯耀東，〈司馬遷對匈奴問題處理的限制〉，《輔仁歷史學報》第6期，1994。 （32） 阮芝生，〈論吳太伯與季札讓國〉，《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18期，1994。 （33） 袁傳璋，〈《史記•三王世家》「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為劉安國考〉，《大陸雜誌》八十九卷第一期，1994。 （34） 逯耀東，〈《史記》〈匈奴列傳〉的次第問題〉，《中國歷史學會史學會刊》第27期，1995。 （35） 廖伯源，〈秦漢朝廷之論議制度〉，《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四期，香港中文大學，1995。 （36） 袁傳璋，〈從書體演變角度論「索隱」、「正義」的十年之差──兼為司馬遷生於武帝建元六年說補證〉，《大陸雜誌》90卷4期，1995。 （37） 袁傳璋，〈太史公「二十歲前在故鄉耕讀說」商酌〉，《大陸雜誌》91卷6期，1995。 （38） 易平，〈劉向班固所見《太史公書》考〉，《大陸雜誌》91卷第5期，1995。 （39） 阮芝生，〈貨殖與禮義──《史記•貨殖列傳》析論〉，《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19期，1996。 （40） 阮芝生，〈三司馬與漢武帝封禪〉，《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20期，1996。 （41） 崔在容，〈西漢京畿制度的特徵〉，《歷史研究》1996年4期。 （42） 易平，〈楊惲與《太史公書》〉，《大陸雜誌》93卷第1期，1997。 （43） 阮芝生先生，〈論史記中的孔子與春秋〉，《台大歷史學報》第二十三期，1999。 （44） 易平，〈張晏《史記》亡篇說之新檢討〉，《台大歷史學報》第23期，1999。 （45） 易平，〈褚少孫補《史》新考〉，《台大歷史學報》第25期，2000。 （46） 阮芝生，〈司馬遷之心──〈報任少卿書〉析論〉，《台大歷史學報》26期，2000。 （47） 呂世浩〈三王與文辭──《史記•三王世家》析論〉，《燕京學報》新九期，2000。 （48） 呂世浩〈平準與世變──《史記•平準書》析論〉，《燕京學報》新十二期，2002。 （49） 易平、易寧，〈《史記》早期文獻中的一個根本問題──《太史公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考〉，《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第35卷第1期，2004。 （50） 陶新華，〈漢代的「待詔」補論〉一文，《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6期。 （51） 朱紅林，〈竹簡秦漢律中的“贖罪”與“贖刑”〉，《史學月刊》2007年5期。 四、外文論著（依發表年份先後排列） （1） （日）加藤繁，《《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譯注》，東京：岩波文庫，1942。 （2） （日）貝塚茂樹，《中囯古代史学の發展》，東京：弘文堂，1949。 （3） （日）內藤虎次郎，《支那史學史》，東京：弘文堂，1953。 （4） （日）中村嘉弘，〈《史記•平準書》の考察──司馬遷の武帝時代に對する批判について〉，《漢文學會會報》21，1962。 （5） （日）杉本憲司，〈漢代の待詔について〉，大阪府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編《社会科学論集》，1973。 （6） （日）大庭脩，《秦漢法制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2。 （7） （日）增井經夫，《中國の歷史書：中國史學史》，東京都：刀水書房，1984。 （8） （日）中井積德，《史記雕題》，大阪：大阪大學懷德堂文庫復刻叢書本，1991。 （9） （日）富谷至，《秦漢刑罰制度の硏究》，東京都：同朋舍，1998。 | |
| dc.identifier.uri | http://tdr.lib.ntu.edu.tw/jspui/handle/123456789/26821 | - |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本論文的題目為「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研究目的在以《史記》到《漢書》的轉折過程為中心，藉此對兩漢之際史學和政治的互動情形，作一全面而詳細的分析，進而闡明其在中國史學發展上之歷史意義。並期望此一研究，可以對傳統史學形成與演變之大關鍵，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並為學者考較《史》、《漢》異同闢一新途。
本論文的第一章，首先針對研究範圍與關鍵名詞作一界定，接著進行相關研究文獻的回顧，最後則對本論文之研究目的、方法與全文結構作一介紹。 第二章先由《史記》對漢代造成的衝擊和挑戰開始談起。自春秋戰國以下，由於王權的衰弱與戰亂的影響，致使「史記放絕」，史學傳統面臨了衰亡的危機。至秦朝統一天下，又因統治者深惡「是古非今」，使這樣的趨勢達到了頂點。除了少數「文略不具」的簡單記載外，秦人幾乎刻意的滅絕了一切史籍。西漢開國，承秦之制，雖不如秦人打擊學術之甚，但對於史學亦未重視。致使西漢一代既無先秦修史之官，亦無先秦官修之史，史學幾近中絕。 而另一方面，秦人以詐力得天下，又以刑法治天下。漢又承秦道而不改，至武帝更復始皇之所為，孔子之道淪為緣飾其暴政之工具。故自先聖先王至周公、孔子以來所傳承之禮樂大道，因而瀕臨絕滅之危機。太史公生於此時，有興亡繼絕之志，故以父子兩代之力著作《太史公》（即《史記》）一書，上欲重續中國史學中斷之傳統，下欲繼承孔子《春秋》「撥亂反正」之志，以俟後世之聖人君子。其重要特徵之一，便是繼承書寫當代史的傳統，強調「通古今之變」以論治之思想。但這樣的傳統，無可避免的要對承秦制而不改的漢代統治者提出針貶，故被漢廷視為「微文譏刺，貶損當世」，形成史學對當代政治的新挑戰。 政治受到以《史記》開端的新史學的挑戰，則必然受到統治者以各種手段來加以回應。。漢代統治者一開始並未意識到這一點，但隨著《太史公》一書的散播日廣，對漢廷統治的負面影響日益浮現，漢代官方開始採取了不同的防制措施。其後歷經兩漢之際兩百一十二年，共四個階段的前後轉折過程，終於在東漢明帝時找出了最佳的解決方法。這個方法就是，撰述一部完全站在朝廷立場說話，又足以取代《太史公》的史書，這就是班固的《漢書》。本論文的第三、四兩章，便是就此四個時期的演變過程詳細加以考述。 第一時期自《太史公》成書至其外孫楊惲宣布傳本，為抑禁與傳抄時期。蓋此時期《太史公》尚未引起朝廷的特別注意，然中秘之《太史公》藏本，因受朝廷對秘府藏書的嚴厲抑禁政策所限制，凡觸犯者幾近死罪，故其內容未見流傳在外。傳本則由史公傳於女婿和女兒，其部分篇章並在此時期流出，在民間逐漸引起少數人的喜好和傳抄。 第二時期自楊惲宣布《太史公》傳本至成帝賜班斿秘書之副，為公布與刪削時期。此一時期《太史公》傳本因楊惲的宣布，加速了向民間的傳播，同時引發了學者如褚少孫等對《太史公》的注意和愛好。而最晚到成帝時，漢廷已開始注意《太史公》一書對統治的負面影響，因此命人刪削其中十篇。而此「十篇缺」之本，成帝又賜其副於外戚班氏，形成在藏、傳兩本外的第三個重要抄本。 第三時期自成帝賜班斿秘書之副至班彪作《太史公》之《後傳》，為補續與褒揚時期。蓋成帝時，朝廷為嘗試解決《太史公》帶來的問題，一面命人刪削十篇，一面又命馮商撰續其書，希望能將此書之影響導向對官方有利的方向。而此時《太史公》之傳播已廣，續《太史公》者亦人才輩出，有名可考者自楊惲、褚少孫下，前後計十八人之多。而在西漢中期以後的「厭漢」思潮中，內容多為「譏刺漢室」的《太史公》更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西漢之亡即與此相關。此後的新莽則一改漢廷之態度，改採發揚史學和尊顯太史公之作法。 第四時期自班彪作《太史公》之《後傳》至《漢書》成書，為論罪與取代時期。此時期東漢朝廷鑒於西漢之亡，力圖以強烈之政治手段干預學術，尤以圖讖和史學二途最為明顯。首先以前所未見之「私改作國史」罪名，將史權收歸官方。其次，在明帝重重考核和指導後，命班固著作「頌漢功德」之《漢書》取代《太史公》，並推廣之以消除《太史公》之不良影響。最後，再命楊終對《太史公》原書進行大規模刪削。三管齊下，終於大功告成。 隨著《史記》的傳播與統治者的政策變化，兩漢之際史家也有著前後不同的反應。本論文的第五章，將就兩漢之際諸子對《史記》的評價、補續《史記》諸家、史學新著作的出現等三方面作一補充。 在瞭解兩漢之際《史記》到《漢書》的發展過程後，本論文的第六章將由此認識出發，重新探討《史記》和《漢書》的轉變問題及其歷史意義。蓋班固承明帝之意，為達「尊顯漢室」之目的，割離古今而作《漢書》。從此中國史學走上了只述古而不論今的道路，成為殘缺不全之史學。又採取「避重就輕」、「增繁刪要」、「勸百諷一」之筆法，三者巧曲交錯，遂扭轉《史記》所欲論漢室之亂制，為個人一己道德之得失。《史記》所立之史學大法，遂因而衰微，於是後世中國史學，遂失面對當代以論治之真傳統與真精神。此外，觀察《漢書》之「天人」觀及「古今」觀，亦隨當世之時宜，處處為尊顯漢室而服務。最後回顧班固一生，其早年不甘寂寞，力求功名而不得見用。至其青年時，賴明、章二帝賞識其才，故一意逢迎帝王，為漢歌頌，然自以才高而位低，常懷怨望之心。晚年則阿附權兇，為虎作倀，尚自以為榮。其所作所為，實皆為貪利慕榮而發也。 本論文的第七章則是結論。將綜合上述的研究，嘗試歸納出從《史記》到《漢書》在兩漢之際的轉折過程，並探討此種轉折之歷史意義。我中華之史學本為論治行道而作，其本旨與六藝無異，證諸《史記》一書可知。而在太史公原來的規劃中，完整的史學是包括「古」與「今」在內，兩者缺一不可。因此後世史學之繼其書者，當代代「下至于茲」，不斷撰作新的當代史，將古今結合為一體，方可對當世政治有所指導，以維繫理想於不墜。但自班固為迎合人主，篡亂《史記》之法後，後世史學代代法《漢書》而為斷代史，遂使中國史學之當代史傳統不復重現。《史記》所傳「通古今之變」之大義，至此衰矣。 | zh_TW |
| dc.description.abstract | As the title indicates, the subject of this book centers on the transition that took place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to History of Han Dynasty. Using the interaction of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s in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periods to conduct a general yet detailed investigati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this era will be explained. This study also intend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key factors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s well as to forge a new path for scholars through a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of the two above books.
The first chapter of this book therefore deals with defining the concepts and scope involved, which is then followed by a retrospective study on previous literature dealing with the subject. Afterwards come the goals, methods, and a synopsis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study as a whole. The second chapter first deals with the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Han period, specifically how the Grand Historian boldly dealt with the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from the Qin into the Han dynasty. Following in his father’s footsteps and representing the efforts of both father and son, Sima Qian completed the book known as Historical Records, establishing an important model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Furthermore, Historical Records continues in another important traditi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of Confucius, dealing with modern history by emphasizing the notion of “connecting the changes of past and present” to discuss politics. This tradition, however, unavoidably touches on negative aspects towards the Qin conventions adopted without change by the Han rulers, which is why the Han court viewed it as “indirect writing of mockery, injurious to the present ruler,” thus forming a new challenge in historiography towards contemporary politics. When politics was confronted by the dawn of a new historiography in the form of Historical Records, rulers had to formulate certain policies in response. The third and fourth chapters of the present study deal with the policies of the court in dealing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along with the responses of historians at the time, being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of change for further examination. The first period extends from the time whe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book was completed to the announcement by Sima’s grandson Yang Yun of a surviving copy, representing a time of suppression and copy-making. It was then that the Historical Records had not yet come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court, but when the palace library got hold of a copy, it came under restrictive and suppressive policies. All those in violation were as good as given the death penalty, which is why the contents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were not circulated outside the court. A surviving copy, however, was passed down to the Grand Historian’s son-in-law and daughter, and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part of the contents were circulated, gradually raising the interest of a few people and being copied. The second period is from the announcement of Yang Yun’s surviving copy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o Emperor Chengdi’s bestowal of a copy to Ban You of the Palace Library, representing an era of announcement and deletion. Yang Yun’s announcing of a copy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fueled its circulation among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also grabbing the attention and admiration of such scholars as Chu Shaosun. This period goes up to the reign of Emperor Chengdi, when the Han court had already begun to notic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towards its rulers created by the Historical Records, which is why the deletion of ten chapters was ordered from it. Emperor Chengdi gave a copy of this edition with “ten missing chapters” to his relative in the Ban clan, making it a third important manuscript edition in addition to the Library and Yang ones. The third period extends from Emperor Chengdi’s presentation of a copy to Pan You of the Palace Library to the compilation of the Later Transmission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representing an era of addition and praise. In Chengdi’s reign, the court attempted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created by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n the one hand deleting ten chapters and on the other ordering Feng Shang to compose an addition in the hopes of redirect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book towards a direction more beneficial to the ruling government. The circulation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had already gained by leaps and bounds at this time and those continuing the Historical Records rose in great numbers, the most famous and verifiable being from the hands of Yang Yun and Chu Shaosun, totaling as many as eighteen authors. In the trend of “growing weary of the Han” that started from the middle Western Han period, the contents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for the most part were “mocking of the Han Hous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respect, it therefore was related to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Han itself. The new Xin court, with an attitude towards reforming the Han court, took the means of praising historiography and actually commending the Grand Historian’s efforts. The fourth period goes from the time when Ban Biao wrote his Later Transmission for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o the completion of History of Han Dynasty, representing a time of offense and replacement. This was when the Eastern Han looked back on the demise of the Western Han and strove to use strong political means to interfere with scholarship, with the two methods of prophetic writings and historiography standing out most of all. First was the unprecedented offense of “privately revising imperial history,” in which the authority of history writing was taken back into the hands of the government. Then there was the order for Ban Gu to compil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with its “praising the merits of the Han” replacing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eradicating its negative influence. Finally, Yang Zhong was ordered to make major revisions and deletions to the original Historical Records. These three channels provided the Eastern Han house with an ideal method of finally resolving the impact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With the circulat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 and policy changes of rulers, historians of the two Han periods took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response. The fifth chapter of the present study discusses this era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ree directions: evaluations of historians towards Historical Records, later additions to the book, and the appearance of new writings. Afte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change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to History of Han Dynasty dur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Han, the sixth chapter of the present study builds upon it to reevaluate the transformation that took place between these two books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Ban Gu, following the idea of Emperor Mingdi, wrot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in order to “honor in manifest the Han House.” Honoring the Han House and separating the past from the present meant that from thereafter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uld narrate the past but not discuss the present, becoming essentially incomplete. In addition, observing the notions of the “Heavenly One” and “the past and present” in History of Han Dynasty, in view of the times, was in the service of promoting and honoring the Han House. Finally, in reviewing Ban Gu’s life, his character and actions were thus all in the interest of self-promotion. The seventh chapter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he conclusion. Starting with the original plan of the Grand Historian, later books in historiography would follow suit, with each period “coming down to the present day” as they continually composed new forms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However, Ban Gu’s blind upholding of the Han effectively cut off the past from the present as he skillfully orchestrating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nto turmoil. Later historiography would then us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to divide history into periods, gradually leading the tradition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o disappear and thus making it incomplete as historians dared not face actual historiography. The grand notion of “connecting the changes of past and present” i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thus was weakened thereafter. | en |
| dc.description.provenance | Made available in DSpace on 2021-06-08T07:27:20Z (GMT). No. of bitstreams: 0 Previous issue date: 2008 | en |
| dc.description.tableofcontents | 第一章 序論…………………………………………………… 1
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名詞界定………………………………… 2 第二節 研究文獻回顧………………………………………… 10 第三節 研究目的、方法與全文結構………………………… 15 第二章 《史記》對漢家的衝擊和挑戰……………………… 18 第一節 「弗廢史文」──史學的中衰與復興……………… 18 第二節 「撥亂反正」──以《史記》繼《春秋》………… 37 第三節 「貶損當世」──《史記》對漢代政治的挑戰…… 49 第三章 從《史記》到《漢書》的轉折過程（上）………… 68 第一節 抑禁與傳抄時期：藏之名山與傳之其人…………… 68 第二節 公布與刪削時期（一）：楊惲與褚少孫…………… 85 第三節 公布與刪削時期（二）：十篇缺與班氏家藏本…… 100 第四章 從《史記》到《漢書》的轉折過程（下）………… 115 第一節 撰續與褒揚時期：續《太史公》諸家與史通子…… 115 第二節 論罪與取代時期：「私改作國史」與《漢書》…… 155 第五章 兩漢之際的史學與《史記》………………………… 180 第一節 兩漢之際諸子對《史記》的評價…………………… 180 第二節 兩漢之際諸子對《史記》的撰續…………………… 201 第三節 史學新著作與《史記》……………………………… 213 第六章 從《史記》到《漢書》的改變……………………… 218 第一節 《漢書》對《史記》的刪改………………………… 218 第二節 《史》、《漢》中的「天人」觀與「古今」觀…… 231 第三節 班固之為人與《漢書》……………………………… 244 第七章 結論…………………………………………………… 261 徵引書目 ……………………………………………………… 265 | |
| dc.language.iso | zh-TW | |
| dc.title | 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 | zh_TW |
| dc.title |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to History of Han Dynasty :The Transition a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 en |
| dc.type | Thesis | |
| dc.date.schoolyear | 96-2 | |
| dc.description.degree | 博士 | |
| dc.contributor.oralexamcommittee | 管東貴,王德毅,孫鐵剛,林義正 | |
| dc.subject.keyword | 史記,漢書,司馬遷,班固,史學史, | zh_TW |
| dc.subject.keyword | Historical Records,History of Han Dynasty,Sima Qian,Ban Gu,Historiography, | en |
| dc.relation.page | 275 | |
| dc.rights.note | 未授權 | |
| dc.date.accepted | 2008-07-10 | |
| dc.contributor.author-college | 文學院 | zh_TW |
| dc.contributor.author-dept | 歷史學研究所 | zh_TW |
| 顯示於系所單位： | 歷史學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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