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體達用之學」── 「宋學」裂變與錢穆清學史新詮

Abstract

關於錢穆清學史的研究可謂量多質精，但可惜的是觀點單一，且大多囿限在今日文、史、哲、法、政諸科分域的格局下提出論述。本文之著作動機即嘗試突破學科的疆域，回歸政學不二、體用合一的傳統學術視域，重新探究錢穆論清學的詮解視角。 在論述架構上，本文採先綜論次分述的方式。先就錢穆評騭清學之判準做綜合性的評介，指出錢穆用以衡量清學的「宋學」，乃知識、道德、政治合一的「明體達用之學」，其所欲回應的時代危機，是民初以來知識與道德分離，政治與教化脫鉤的情形，與清代「漢宋門戶」的關聯其實不大。而錢穆所以終身持守「宋學」，也非僅出於對傳統的眷戀，更在思索宋學「天人合一」的宗教情懷，如何面對西方知識與信仰有別，政治合法與宗教神聖二分的文化體系。之後，本文分述錢穆如何把握知識、道德、政治分合的標尺，從宏觀的角度，評價清學流派的整體發展，以及如何藉微觀的透視進退個別學者。錢穆從這個角度論述的清學主題有：考據學與希臘文所說的“Scientia”近似，指包含人文在內的所有客觀知識。常州學術僅求政治上的「時務其用」，未先就「經義其體」下一番修養工夫，有「達用」無「明體」。在論清儒時，錢穆經常以反義對舉的一組人物，彰顯其評價，例如：清初黃宗羲之「讀書之多」與「反求諸心」融通，和顧炎武之「博學於文」與「行己有恥」兩橛，恰好構築知識與道德分合的對照。清中葉戴震「訓詁明而後義理明」的治學進路，與章學誠「言性命必究於史」的主張，正好呈顯躬行實踐的「義理」能否「知識化」的時代課題。晚清曾國藩「經濟之學在義理之中」與捨棄義理養心，移植西方憲政的康有為，正好凸顯德行與政事的分合。而廣東學者陳澧所以得錢穆青眼相看，正因其「注疏、心術、政術」一以貫之的「士大夫之學」，以經典注疏陶育人格，突破近乎「為知識而知識」的乾嘉學術，以良善的道德開啟美好的政治，正契合知識、道德與政治合一的「明體達用之學」。 在研究進路上，本文首重紮實的文獻工夫，盡量廣覽聯經出版公司《錢賓四先生全集》以及清人文集，並輔以西方理論的參照。用意在藉清人文集，以徵錢說之虛實。對於錢穆過度偏護舊學之處，本文亦佐以若干西方觀點，例如：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胡賽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859-1938）等詮釋學理論，哲學家韋伯（Max Weber,1864-1920）1920）〈學術 作為一種志業〉、〈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政治學家羅爾斯（Rawls,1921-2002）、泰勒（Charles Taylor,1931-）；法理學家伯爾曼（Harold J. Berman，1918-2007）、德沃金(Dworkin,1949-2005)等人之論述，稍作平衡調整。 在研究貢獻上，錢穆清代學術史的探索，雖不是全新的議題，卻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領域，但在當今學科分裂下，有相當多的視角是尚未受關注的。清代學術與近現代學術的研究，一直分屬兩個領域，在各自的領域都有卓越的表現，然而兩者交涉不多，因此，關於民初幾本清學史的探討，在論述詮釋視角時，僅以「漢宋門戶之見」或科學�反科學的立場分析之，較未注意講求「實踐性」的「明體達用之學」，裂解為科學知識、「認知型態」的道德哲學以及仰賴法律的政治運作，自然就未能解析此一裂變在錢穆的清學史建構中，有何種程度的投射。且中國政治的理亂是錢穆一生學術的立基點，談論錢穆的學術，不能不留意自康有為戊戌變法，以迄民初以來憲政制度的衝擊，但在現今「文史」與「法政」分科之下，這方面的研究尚有開發空間。因此本文冀望融合各學科，從傳統學術會通的精神看出去，期能得到若干嶄新的觀點，稍有貢獻於學界。